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以来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运行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受到猛烈冲击。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并受两德统一的影响，德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所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和典型。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90年代初以来，德国对其发展援助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发展援助政策呈现出政治化、弱化、实用化的特征，发展援助资金所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连年下降，这些现象在冷战后西方主要发展援助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调整中极具代表性。一、发展援助政策基本原则的调整…     

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及其影响

1988年4月14日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政权)、苏联和美国四方正式签署,5月15日苏联军队开始从阿富汗撤走。苏联入侵阿富汗八年多之后,不得不从阿富汗撒军,这是阿富汗人民坚持抵抗外国入侵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主持正义力量的胜利。巴基斯坦作为前线国家在推动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联合国组织也作出了积极努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表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当今时代的普遍规律,一个敢于拿起武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人民,必将赢得胜利;超级大国凭借军事实力任意侵犯别国主权的霸权行径不得人心。苏联侵阿政策的失败,如同当年美国侵略朝鲜和侵略印度支那惨败一样,再一次有力证明,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不是无限的,霸权主义强权政策最终必然碰壁。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从国际政治属性、国家利益取向和对外政策工具等三个层面,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援助,并初步阐述了“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政策意义。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战略性援助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对外援助的变化体现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援助权力的转移。     

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

1949年至1965年,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并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历史特色:(1)1949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2)1954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在和平共处方针的指引下体现出灵活积极的态势;(3)1958年以后,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对苏东国家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逐渐收缩僵化;(4)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政策演变是影响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变化及成效的主要原因。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变革——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为背景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工具,其政策演进受制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全球安全环境新趋势和新挑战的研判,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援助倡议,加强在援助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跨机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美国对外援助存在目标分散、机构众多、项目庞杂等问题,这些是其有效发挥战略功能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在现有援助架构下,难以得到有效改观.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思路——规范的自省与政策的关照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而不能将义务转嫁给律师。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法律规范和制度运行两方面的问题,应当通过规范的自省和政策的关照加以完善。当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根植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之中,要真正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水平,还必须改善刑事诉讼的整体环境。     

20世纪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呈现出弱化、政治化、实用化三大特征.弱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下滑和公众对发展援助政策态度冷漠两个方面;政治化包含三层含义发展援助政策战略目标政治化、基本原则政治化和具体措施政治化;实用化的主要表现是淡化消除贫困的根本目标,关键之处是讲回报.     

阿富汗局势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国家重建面临安全形势严峻、经济发展乏力和恐怖主义威胁等多种挑战。作为中国十四个陆上邻国之一,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些影响,中国政府正不断深化两国政治经贸联系并支持阿富汗早日实现国家重建。     

巴米扬大佛与日本阿富汗关系

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宗教转向”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从宗教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当前日本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纽带是巴米扬大佛。日本佛教与历史上的阿富汗佛教同根同源，佛教对日本外交的参与作用十分明显。塔利班政权和阿富汗新政权分别秉承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温和宗教思想，这影响两者对巴米扬大佛的摧毁和重建的态度，也影响截然不同的与日本关系的走向。目前日本与阿富汗在巴米扬大佛问题上的良好合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为国际社会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阿富汗国家形象塑造发挥了极为独特的推进作用。     

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

本文从4个方面归纳、研究了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以揭示国际主体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和政策的原因与内在驱动力,从而帮助人们撇开表象的外衣,从本质上认识作为外交政策的官方发展援助及其目的。     

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演变与趋向

人道主义援助是美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技术能力为其广泛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可能性。人道主义精神和追求国家利益都是美国政府对外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动力。美国政府相当成熟的人道主义援助体制和立法是对其实现政策目标的有力支持,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国防部在援助决策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自然和人为灾难频发的国际背景下,美国越来越感到人道主义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重要性,因而不断对机构进行调整,加强协调,并且日益重视私人志愿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作用。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既有体现其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也有其追求国家利益的一面。     

美国行政部门在国家豁免实践中的作用与影响

国家豁免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它涉及一国法院对外国国家是否拥有管辖权,外国国家在一国法院是否享有豁免权。作为国家对外政策问题,确定外国国家有无豁免权,是否给予豁免,直接关系到该国与外国国家的关系和该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因而,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利益。在国家豁免问题的实践中,美国历来由具体负责对外事务的行政部门——国务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施加左右局势的影响。但是,1976年《美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简称《豁免法》)的制定与颁布,结束了国务院在此问题上大权独揽、拥有决定性发言权的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政治腐败与外来援助的经济效用

经济援助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用来追求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就援助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功效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援助有助于贫困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但更多人指出,经济援助要么不会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任何明显的效果,要么会阻碍其发展的脚步。在对援助的经济功效进行实证分析时,多数西方学者也考量受援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如何影响援助的功效,但却忽视其政治环境可能产生的制约作用。本文以受援国的政治腐败作为衡量其政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力图揭示受援国的政治腐败对其分配和使用外来援助所产生的潜在干扰作用。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外来援助和政治腐败都会阻碍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但援助的消极效用并不完全随其腐败水平的高低而产生明显的差异。对于受援国而言,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仍需大力减少腐败,增强政府治理水平,并摆脱对外来援助的依赖。     

*美国与伊朗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

阿富汗战争前,伊朗就一直视塔利班为敌人。“9·11”事件是由被塔利班所庇护的基地组织所为,因而塔利班也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对塔利班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阿富汗的毒品交易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愈益猖獗,它继续支撑着塔利班的生存并严重威胁到伊朗的边境安全,也对美国重建阿富汗的努力构成重大挑战。反对毒品交易是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又一共同利益。美伊两国在阿富汗的第三个共同利益是阿富汗的安全与发展。但是,美伊两国的对阿富汗政策是基于它们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因此,两国在阿富汗存有巨大的利益矛盾,这使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难以导致两国的切实合作。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跨国技术援助与国家能力建设

国家建设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受援国的国家能力发展为目的,通过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支持、知识传授、人员培训、信息咨询等外部援助,帮助、引导或促使对象国建立或发展与其环境相协调的国家制度.这种援助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援助基础上产生的,援助领域虽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其本身却具有“去政治化”的独特特征.由于强调其技术和知识优势单一、线性的发展思维,早期的技术援助并不成功.在批评和反思中,参与式发展开始兴起,这导致技术援助供求双方关系模式的变化以及对受援国“本土知识”的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内生性进程,如何将技术援助转变为“弱国家”能力建设上的持久动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