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民法的本位在我国有多种说法 ,但多有偏颇。应将其归纳为两个有机联系的的方面 :民法的基础是什么 ,民法调整的方法论重点是什么。其中民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也是民法本位的核心部分 ,而对中国社会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辨别与建构对我国民法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论民法理念及其法治价值

民法作为现代法制的基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民法理念是人类历史文明在民法上的典型表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民法理念的内涵丰富,其本质是正义,其核心表现为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民法理念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现代民法理念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弘扬民法理念对于培育市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民法真正发达 ,从而提出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课题。市民社会理论源于西方 ,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生成 ,本文基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 ,提出了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路径     

从民法现代化演进趋势看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

民法现代化的演进主要体现为民法发展的三个趋势:即民法国际化、民法的社会化和民法商事化趋势。本文从这三个趋势出发,探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对民法社会化趋势做出回应,同时应坚持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民法典应顺应民法国际化的趋势,制定出一部既有借鉴学习,又能立足本国,具有“原创性”的民法典;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上,应注意处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同时注意民法典中调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并重的问题等。     

中国的民事法律与司法判例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就中国而言,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如火如荼,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司法判例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判决预测,促进理论发展,促进法律完善,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因而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共存与互动——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

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联系,利益决定法律,法律又反作用于利益。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民法是权利本位法,以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人利益（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而经济法则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己任。不同的法益目标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而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则有助于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文化基础与民法取向解析

法和文化的关系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不太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而是倾向于在人的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来界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关系,存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事"的种种关系,但并未真正产生出可以称之为"私法"或今天意义上之"民法"的那部分法律。在西方社会,法律文化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权利意识在法律文化中占起始和主导地位。东方的民法传统更多地可归为民事社会法,而非西方的市民法。作为私法的民法应当以私人权利为精神、为本位。     

民法典制定条件之探析

民法典的制定不是立法机关对立法程序的简单履行,是需要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民法的理念是民法典的灵魂,一部好的民法典,必须蕴含着完美的民法理念,且建立在适合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与观念进行再造与更新,应逐步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一部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的、有中国气派的、里程碑意义的新世纪中国民法典。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论市民社会与继承制度的走向

市民社会的成长决定了继承制度的演进。本文旨在透过市民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发现现代继承制度为影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格局所应考虑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从继承的目的、继承的客体、继承的主体以及继承当事人的意愿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古代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性;第二部分,分别从古代社会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寻找市民社会的生长点,揭示继承制度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而演进的过程;第三部分,从与第一部分相对应的四个方面,分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并立与互动关系,提出我国继承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代继承制度的走向。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本质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深刻探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必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即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提供重大而深刻的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的价值意蕴。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辨析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论经济法利益观对民法缺陷的弥补

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作为保护目标,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能协调个人利益相互间的 冲突,还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这种利益观弥补了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时的 缺陷,也决定了自身的制度特征,是反观经济法的良好钥匙。     

论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它弥补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 ,在确保国家社会利益、一般道德秩序 ,以及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极重要的机能 ,同时也是赋予司法裁量权的依据。本文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理论、功能、适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