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党建因素探析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但党的建设出现问题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因素。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发生严重失误，致使“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从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思想建设逐渐脱离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认识根源；党的制度建设不健全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党的组织队伍建设不到位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此进行客观分析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依法治国理论的学习与思考

一、依法治国论。“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人治”。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个最好时期。1957年下半年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问里，忽视“法治”，推崇“人治”，把“法治”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导致了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和惨痛教训。     

论孙中山和宋教仁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分歧

在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筹建过程中，孙中山与宋教仁围绕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这一分歧，过去“扬孙抑宋”的评价是不正常的。不能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为了当内阁总理，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他重视宪政建设的一贯政治理念的表现。从其思想渊源来看，这一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政治文化心理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

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肩负起处理“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重担，其基本目标，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范围。为此，他进行了三次努力，中心是紧紧抓住工农业生产不放松，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以图尽力稳定国民经济这根支柱。其实质，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正义斗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坚毅沉着，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也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的高峰。     

关于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之一。为准确认定受贿罪 ,必须对受贿罪认定中存在的分歧问题予以澄清。本文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回扣、手续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参照其他国家及地区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建议在我国刑法中确立受贿罪罪名体系 ,形成对受贿罪打击的严密法网 ,解决实践中与刑法理论中对受贿罪诸多问题的分歧 ,为惩治腐败 ,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依据     

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现象释疑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脱离毛泽东轨道”现象,其成因既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运动中的目的分歧有关,也与红卫兵地位的急剧衰落以及红卫兵运动本身强大的惯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和的哲学”辨析

“和的哲学”辨析许全兴“文化大革命”期间，“斗争哲学”盛行，国人吃尽苦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纠正“斗争哲学”的偏颇时，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和的哲学”。有人在６０年代时认为，宋朝张载的“仇必和而解”是“阶级调和的反辩证法的理论”，到了８０年代则认为...     

试析张闻天“肇庆文稿”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晚年的张闻天，孜孜不倦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进行探索，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文稿中论述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党群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他独特的见解，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既是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抗争，又在理论上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作了某种理论准备。     

邓小平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杜世伟凿冰通航开辟新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一声惊雷，中共中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但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路线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     

国家理论之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在国家理论上的共识和分歧。在国家的产生上 ,诺思对国家模型的构造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分析之上的 ,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上 ,诺思在暴力潜能、统治阶级利益的至上性、国家的暴力潜能和“诺思悖论”这四个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一种归纳或展开。在两者的分歧方面 ,指出了诺思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攻击及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归结于“暴力论”或“掠夺论”的错误 ,并简要总结了诺思国家理论的五个方面的不足 ,这正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国家理论的分歧之所在。     

谨防基层党建成“副业”

在今年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工作中重经济建设、轻党的建设，谈起经济建设时“眉飞色舞”，谈起党的建设时“眉头紧锁”，党建工作成了“副业”。有的把党建工作的责任全推给了分管的；有的在工作中涉及党的建设方面只是“点一下”、“提一下”、“带一下”；有的只满足于“以文件布置文件”，党建工作流于形式，浮在面上，最终导致成效不明显，党建工作水平落后.     

改革的先声——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

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力挽狂澜，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领导了全面整顿工作。整顿中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注重改革、引进先进技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探索和思想，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努力把党和国家引导到正确发展道路上来，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准备。     

毛泽东对瞿秋白评价的历史反思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但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毛泽东对瞿秋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前予以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后，则予以贬低乃至全面否定。分析其原因，既有历史的、时代的、政治的因素，也有毛泽东本人复杂性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等因素。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分析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增设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处罚情节 ,但是由于忽视了逃逸行为的复杂性 ,导致了理论认识上的分歧。本文试图以刑法理论为指导 ,并结合案例来分析界定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以及它与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区分界限。     

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简

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所有国家。因此，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core．peripheryinternationalorder）奠定了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powergap）正在缩小。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centredglobalism）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decentredglobalism）转变。与此同时，当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的同时，主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也正在缩小。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所有大国在某种形式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兴起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呈现的要小得多。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同质性是否将在四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中引起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是否会超越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消弭了彼此的分歧？当代世界会出现像20世纪初那种不同类型而互为冲突的资本主义模式吗？或者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协和资本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处在一个政治上分化的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所面，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地缘经济竞争将不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     

气候变化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

谭焕新在《南风窗》撰文指出：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其实质却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围绕这次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表现空前团结。很显然，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是“无限制排放”的时代。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     

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嬗变及其发展

本文分析了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在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发展阶段的形成、嬗变和发展过程，揭示其曲折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条件、法律及思想文化原因等，对强化我国公民民主意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形成——兼评中苏论战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十分复杂,既有反修防修的考虑,又有消除社会阴暗面以建设纯洁美好社会的思考,还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道路的打算。发生在“文革”前的中苏论战,为上述动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知识经济与第一生产力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却遭到扭曲和篡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正本清源，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而扫除了依靠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障碍，铺平了通往知识经济的道路。高新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充当生产要素和经济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是知识社会的主要特征。第一生产力论对科学技术的精辟论述，对脑力劳动者的高度重视，为我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并且依靠知识分子建设知识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