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塑造及其限制

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是从以俄共(布)政党体制为模板,塑造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政党开始的。在支持中共建党之余,共产国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塑国民党上。一方面,共产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国民革命非由国民党参加而不能实现,但国民党存在诸多缺陷,不堪重任,必须改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囊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多阶级的联盟",具有被塑造的良好基因。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开出了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重塑意识形态、引导支持工人运动、支持农民运动三种视角重塑国民党的单方:制度层面,着力改造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重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实践层面,引导国民党支持工农运动。但国民党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个塑造,而是进行有选择地抵制,这种调适使得共产国际塑造国民党的努力受到限制。     

黎明前的觉醒——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始末

1949年8月,驻留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等44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声明发表后,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脱离旧政权运动,时人称之为“香港起义”。     

全面抗战前后中共“民主共和国”口号演进的理论脉络（1936～1940）

全面抗战前后,根据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共重新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以联合国民党及各革命阶级反对日本侵略,同时进行民主斗争。与此相应,中共对“民主共和国”的解释,客观上受到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三民主义和争取革命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目标这两项既矛盾又统一的因素的制约,并因应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要求,经历了从三民主义共和国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演化。在国民党阴谋“溶共限共反共”的危急时刻,毛泽东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定义“民主共和国”,明确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主体性,并创造独特的国体政体理论系统化、清晰化的发展路线,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治纲领和主张因应时势的灵活调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成果。     

戴季陶的红黑人生

都说浙江出商人，实际上，国民党的政要出自浙江的更多。有三位国民党人与创建中共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都是浙江人，这就是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三人中，沈玄庐和邵力子都于１９２０年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时加入了中共，只是戴季陶事到临头出乎意料地没有加入中共。他不仅没有参加，反而在中共一大召开的３年之后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发誓要把中国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派。一、《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催产婆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这三位国民党员都是笔杆子，用现在的话说，几乎就在一个单位工作，…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是什么时候概括出来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释为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有人甚至认为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国民党一大上,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个概念是中共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中共最早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概括,是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但只是包括"赞助工农运动""联络苏俄与共产党"的内容,     

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的变异与升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对三民主义进行曲解篡改,将其异化为反共反人民的理论;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始终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对三民主义加以升华,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王稼祥的三民主义观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集团对三民主义进行大肆歪曲、篡改,企图以三民主义取代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我党著名理论家王稼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理论加以严正的批驳,系统地论述了其对三民主义正确认识,为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比较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宣传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这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中共集中了一大批理论精英投入宣传工作,而国民党则缺乏优秀的理论人才和刊物,没有一个堪与中共匹敌的喉舌,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共的宣传;其二,国民党在提出能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方面也有所欠缺,而中共却不断提出一系列响亮的口号,契合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内心需求;其三,中共的宣传之所以能深入人心,还在于它"少说抽象的理论,多注重事实的宣传",并不断纠偏,真正贴近了工农大众的生活实际。     

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

从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至1921年7月一大前后,本文界定为中共早期。在这一时期,中共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的形成及确立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它是共产国际成立伊始“进攻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后果。按照这种“进攻理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当做当前迫切任务,把资产阶级、国民党当成最主要的敌人与革命对象。以“打倒中派”为特征的共产国际“左”倾政策,要求中共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必须采取敌对、排斥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华与“进攻理论”的输入,是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形成及确立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过程考析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史学界几乎人人皆知,而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过程却鲜为人知。孙中山虽然在国民党一大闭幕词中认为,大会是“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但是他确实一直没有明确地把三民主义学说区分为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作出这一科学区分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起,到1940年1月毛泽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探析

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第一次合作。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文件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相关指示,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直接理论渊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党外联合实践、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的互相加入经验以及英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典范,共同构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鲜活实践依据;中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世情、国民党大圈子需要新鲜血液的国情和中共尚处幼年的党情,则是这次合作绕不开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实践依据和现实背景共同成就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     

论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作的让步

谈判就必然有让步，只有坚持就不成其为谈判。在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让步：中共方面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国民党第一大党的地位，不直接提联合政府等问题上都做了让步；国民党方面也承认了中共以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在军队，解放区等问题上也做了相应让步。     

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

自由批评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共在联合战线中保持独立的条件之一。中共公开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言行,在引导和影响国民党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严重不满乃至抗议,甚至采取"整理党务案"等办法来解决。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压力下,不断调整批评国民党的策略,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逐渐减少对国民党的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显呈现出由激烈到和缓,再由和缓到激烈,最终又回复到和缓的变化路径。这种结局是与联合战线由中共和国民党联合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策略变化相联系的,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学理探源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学理渊源,如同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基础一样,有着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二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中有关对外开放思想中的有益成果.这些理论与实践为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国民党人

国共两大政党,代表着各自的阶级。然而,解放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曾有过两度携手合作的历史。究其原因,两党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而结成同盟、携手共进外,两党之间还蕴藏着很不一般的历史渊源。早在中共建党之初,一些国民党人就曾参与中共建党活动,而当时这些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友好的,甚至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的一些人以前就是国民党人。一先后参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的国民党人有:上海方面:戴季陶(戴传贤)、沈玄庐(沈定一)、邵力子、林伯渠;北京方面:江浩、…     

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时期三民主义论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消溶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客观上要求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在三民主义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进展.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

商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中共开展商人运动有间接与直接两种方式,一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帮助国民党开展商人运动;二是中共独自主导了部分地区的商人运动。中共主导的商人运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的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以增加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的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配合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等。国共两党推行商人运动的基本方略大体一致,但两者在商人运动的对象、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方面还有差异。开展中共与商人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共的商人政策,理解此后中共对商人政策转向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于国共"党内合作"方针的确立

为了反抗北洋军阀势力和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担当起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任,在大革命前夜,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实行了合作.这次合作,采取了"共产党员个人在不放弃党籍的情况下成为国民党员(从内部)"(1)的特殊形式.就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这种"党内合作"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经历了一个反复研究、审慎斟酌的过程后才确立的.     

唆使、挑拨与妒忌:国民党对西藏和平解放进程的注视和应对——以《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造成的西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得到圆满解决。国民党作为曾经的执政党,注视着西藏和平解放进程,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昌都战役发起前,国民党注视人民解放军怎样进军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英印美3国的反应,挑拨有关国家与中共的关系。昌都战役发起后,国民党一方面宣称中共扩大"叛乱",唆使噶厦抵抗;一方面反对美国幕后插手中国内政,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本立场。在此前后,国民党注视着和平谈判如何进行,发现中共坚定地反对他国干涉和介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分析其内涵和影响,关注其实施,妒忌地承认中共成功解决了它不能解决的西藏问题。总之,唆使噶厦抵抗中共,挑拨有关国家与中共的关系,妒忌中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国民党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所持的基本态度。     

国统区人士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及其实质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有一批知识分子,极力发声维护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批判毛泽东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反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说法;驳斥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政体的合理性;否定中国革命分两个步骤走和阶级斗争说;斥责毛泽东对三民主义做出新旧之分等。这些批判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上,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新民主主义论。历史证明,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完全正确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