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基点的分析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有必要重新考虑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分为起诉证明标准和判决证明标准.起诉标准为"有合理根据",判决证明标准分为"清楚的、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和"占优势的盖然性"两个层次.     

诉讼目的对证明标准建构的影响——三大诉讼比较研究的视角

诉讼目的主导着证明标准的构建,证明标准体现着诉讼目的的要求.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在诉讼目的方面的共性是发现真实、促进诉讼,更能体现其特质的是三大诉讼特有的诉讼目的,具体表现为刑事诉讼的“保障人权”、民事诉讼的“解决纠纷”和行政诉讼的“监督权力”,这些特有目的与三大诉讼处理案件性质的差异息息相关,对三大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与重构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受到国内特有的法文化背景的影响,同英美国家的证明标准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中国现行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使中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难以固守,尤其是对中国式的诉讼体制与诉讼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运行困难,证据规则难以确立,当事人权利难以行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因而,突破现有刑事证明标准的“瓶颈”,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学界形成了坚持法定证明标准说和降低证明标准说两种不同的观点。证明标准的降低既不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倾向,又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要求。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已简化了诉讼流程,若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则极可能带来错判的风险。为此,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不变,正确理解和合理适用证明标准,以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时实现。     

试论证明标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成立所要达到的衡量准则，由于诉讼主体的多样性、诉讼阶段的递进性，决定了证明标准的多样性。但诉讼总要在一定条件下结束，＿因而各种诉讼主张又必须服从有权终止诉讼的机关的主张，因而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有一个统一、甚至服从的问题。一、证明标准的多样性诉讼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证明标准的多样性。刑事诉讼是由多元诉讼主体参与共同进行的活动，各种诉讼主体都有各自的诉讼主张。就控诉方而言，在诉讼过程中，它的诉讼主张很明确，即指控犯罪，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革新

诉讼证明标准 ,是法官判断案件事实的衡量尺度 ,对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明确辨析“证明任务”与“证明标准”的概念入手 ,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 ,提出了对我国诉讼证明任务及证明标准的革新———在“法律真实”这一诉讼证明任务统领下的多元证明标准的适用。在此基础上 ,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诟病多多,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为必要。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考虑行政行为的多元化、诉讼成本、诉讼模式等因素。同时合理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并将自由心证明纳入法律调控和监督之下,构建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诉讼证明理念初探

我国学界对于诉讼证明理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诉讼证明理念可以从证明目的、证明价值、证明模式和证明效率这四个维度来加以把握.近年来有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引发了学界对传统诉讼证明理念的深刻反思.现代诉讼证明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相结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统一,以及真实优先、兼顾效率.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科教科书的删改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教科书的篡改是其实行愚民政策、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之举。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同时处心积虑地在中国教科书上动脑筋,做手脚,先是对原先国民政府审定的官方教科书进行删节;其血腥统治稍稍稳固后,即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教科书,毒害中国青少年。从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教科书的删节到日本右翼势力新编的教科书,其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司法衔接的思考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司法证据的基础是两者的共性。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有利于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应遵循全面转化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纪检监察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规则。     

侦查与犯罪的互动关系

犯罪与侦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发展是互动的结果。“行动导致反行动”。侦查活动是侦查主体与犯罪行为人之间试探与反试探 ,调查与反调查、查证与反查证、揭露与反揭露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