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

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已经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的重要变量。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周边国家之所以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结合区域特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大体可以区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等四种类型。具体而言,若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日本;若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没有相应的制衡意愿,则倾向于调适,如俄罗斯;若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则倾向于投机,如越南;若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弱,则倾向于对冲。对冲战略在竞争型和合作型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下分别体现为"两难型"和"兼得型"对冲,分别如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考察这五个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鉴于此,中国应当细化周边外交的政策选项,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崛起正当性,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南海问题分析与预测(2010—2011)

2010年南海问题的发展轨迹已经限定了2011年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2011年,美国与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有力地影响南海问题的走势。由于矛盾错综复杂,各方期待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相对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行动指南更加难以落实。南海问题除了对相关各国的传统影响仍将继续存在之外,对区域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将有所增加。     

中日关系与韩国的外交政策(下)

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时空上都与韩半岛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多强并立的国际局势中,中日两国同时加大了迈向世界大国的步伐,使得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调整不断加快(日美同盟对中俄接近)。中日"大国意识"碰撞以及日本围绕"周边事态"问题推动普通国家化的对外战略,引起了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日实力关系面临的结构性转折,就是两国实力关系趋于对等化,这是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或者说"政冷"关系的主要根源。中日之间这种大国意识的碰撞对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日益突出的影响。对此,韩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韩国要成为"东北亚中心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均衡者"。这一看法说明韩国的安全、生存以及国家利益离不开中日两国关系走向这一维度。那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分析东北亚局势及韩国外交意义重大。     

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越南海洋强国战略下的南中国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越南海洋强国战略的要旨所在,是坚持所谓“捍卫海洋海岛领土主权”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有机统一.南海地区是越南海洋强国建设的最关键区域,南海争端的未来走势则是其战略实施中的最重点关切.适应海洋强国战略需要的越南南海政策已经不再单纯以强硬对抗作为首选方案,而是更多强调多措并举的应对思路,目的是维持争议现状、巩固既得利益、约束和牵绊中国的行动.这种政策变化不仅会使该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也会给中国的南海维权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难点.     

金融风暴与欧盟的应对行动协调——内在动因与主要举措述析

2008年9月始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强烈冲击了欧洲,银行系统与实体经济均遭重创。面对这场重大危机,尽管欧盟成员国最初曾试图各自应对,但在内外因素、特别是经济一体化深层结构性效应的推动下,终于决计谋求共同应对,走向了行动协调,并先后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两大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前者主要涉及四点(1)各国的直接救市措施,旨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2)加强金融监管;(3)欧元区与非欧元区成员国合作;(4)强化内部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后者则是制定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试图在《稳定和增长公约》框架内启动和协调各国的财政手段,迅速刺激需求和提升市场信心,以尽快推动经济复苏和就业,避免深度衰退的出现;同时,欧盟又强调以"里斯本战略"为依据,通过各种手段的协调并用,促进"结构性改革"和"聪敏型投资",推动技术创新和知识型经济发展,以提升欧洲的长远竞争力,最终促进增长和就业。欧盟在此次危机中的协调取向及各项应对举措,不但对其逐步走出当前困境,而且对日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深远影响。     

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

南海周边国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引进外国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加强沿岸的潜艇部署和区域外大国的介入,是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较大变化的成因.为抑制紧张局势的发展,建议采取建立一个组织机构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排除实行共同开发的各种障碍;设置一个共同捕鱼区,实现区内的合作捕捞以及加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等应对措施.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     

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兼论其与越南海洋经济战略的关系

本文通过整理越南利用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一系列举措,以及越南2010年以来试图寻求外部支持的动向,论证其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指出越南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举措是近期中越关系深层次矛盾处于微妙变动与复杂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原因.越南努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与其长期以来推行的海洋经济战略紧密相关的.     

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的动因与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为深入理解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因果复杂性,本文基于威胁制衡的解释框架,构建泰国领导人威胁认知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重点考察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形成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是威胁认知驱动下泰国对华制衡由强转弱的过程。中泰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与对华贸易依存度低是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的必要条件。在泰美紧密的安全合作与泰国国内威权政体的驱动下,泰国对华制衡形成以美泰联盟为主的强制衡;在中美冲突程度降低的情况下,泰国对华制衡则形成以区域合作为主的弱制衡。本研究为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因果解释提供了新框架,对进一步深化中泰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国低生育应对政策的演变、效果与趋势(2006～2021)——以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为中心

为应对低生育问题,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内容涵盖了生育、养育、“工作—家庭”平衡,青年群体支援等诸多方面,但并未能有效提升生育率。究其原因,主要与政策的支持对象不够广泛、“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财政投入不足和分配不均以及未能触及社会结构性因素等有关。本文梳理了韩国第一至第四次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的演变过程和内容,并重点关注新推出的第四次基本计划,认为现行计划在政策方向、促进战略和政策关注点上与过往计划相比有了较大的变革。韩国政府的低生育应对思路已逐渐从单纯的生育鼓励,上升至提升生活质量、构建性别平等社会以及寻求社会革新上来。     

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两岸关系在2000～2008年台湾民进党执政时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布什政府的主要执政期(2001～2009)。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冲击下,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涉及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世界经济的制度缺限与中国应对

2008年12月19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召开,亚太所所长张宇燕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有关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存在的问题、周边地区在中国未来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周边外交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沟通。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本刊特设此专题,与广大读者交流。(稿件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     

美国农业福利政策的演变(1862～2000)

农业是美国经济中受政府干预最强的产业之一。纵览美国农业政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经历了从间接推动农业发展,到市场干预与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再到农业福利政策收缩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的背后,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错综复杂。农业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制度的互动,推动了美国农业政策的不断变化,是美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应对常规外交问题的模式——以对冲绳问题的决策(1945～1969)为例

本文以1945年~1969年美国对冲绳问题的决策过程为例,研究其官僚机构如何应对非危机情势下的非重大外交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中层官员在协调美日立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两国的高层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缩小分歧;随着事态的发展,冲绳问题逐渐由边缘问题变为白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白宫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中国、美国与东南亚:竞争与合作”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5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了题为"中国、美国与东南亚:竞争与合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美国与东南亚国家     

《苹果的特殊责任》(2012年第6期)

因为苹果公司在电子消费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其领导者的作为将决定这一巨大并且还在增长的市场如何构建自己的产业链,其作为将决定很多人的生活,给其他公司作出示范,并对其生产基地所在的国家政府更大的压力,促使它们不但致力于经济增长,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员工的自我实现与幸福。针对关于苹果公司产业链的诸多负面报道,其CEO蒂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