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关于全球治理的几个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后,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被各国学者广泛重视和研究,在全球治理的要义、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全球治理的困境、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础和价值趋向、全球治理的模式构建、实现全球治理的途径、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等问题上,形成了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的局面。结合这些年的研究资料。就学者们关于全球治理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便是本文的题中之义。     

全球公民社会话语的类型与模式

有关全球公民社会的讨论及研究已成为热点.不同权力、利益背景下的人们对全球公民社会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全球公民社会话语及行动分类方面,帕特里克·邦德认为公民社会关涉全球经济并反映出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他把全球公民社会划分为全球正义运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类型.而作为对"自上"与"自下"全球公民社会予以全球民主、社会转型及解放的可能性探讨,全球公民社会研究一方面关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及意义;另一方面关注全球公民社会反对国家霸权、资本霸权的行动及策略.而且,基于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质疑广泛存在,每一种理论本身都在反省全球公民社会这一命题的自洽性,形成一种批判的全球公民社会话语.     

全球价值链演进特征及中国方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全球供应链面临较大挑战,不仅阻碍全球价值链增长,而且影响全球价值链低端部分布局及结构。面对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区域价值链加速发展等演进特征,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全球防疫和供应链重构,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区域价值链升级、区域价值链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发展动力,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升级。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和政治主张上的矛盾更呼唤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基于全球正义视角的全球治理规制重建

全球治理赤字所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全球治理能力无法有效回应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这一无情国际现实,深层次还反映着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着严重的规制失效。要想有效地消除治理赤字,实现全球的善治,重要的任务便是进行规制的重构。基于强的治理理念和全球正义的主张,全球治理的规制重建则需要努力搭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架构,以全球财政和全球武装为未来方向改革和强化联合国的制度安排,还需积极构建相互支援的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全球性治理机制与主权性治理机制、区域性治理机制、领域性治理机制的接纳和融合。     

从金融危机看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三个方面的内在矛盾: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由此造成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环境的异化,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要解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就必须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新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新型的更合理的高级社会形态取而代之创造了条件。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为此作了很好的注解。     

全球伦理构建中的强势国家话语霸权论析

全球伦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继承传统的共通价值为基础,并在全球交往实践活动中探索和延伸。西方强势国家凭借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优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球交往实践活动中垄断了全球伦理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处于失语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积极回应日益高涨的全球伦理呼声,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与危机时所应有的智慧和勇气,不断提升在全球伦理中的话语权。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使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责任缺位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信任赤字阻碍国际协调与合作,共识危机动摇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全球治理面临的严重困境也为其改革创新提供崭新契机,全球治理改革应从努力凝聚共识、强化制度韧性、践行责任政治入手。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展现更多的责任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气候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以全球适应委员会为中心的考察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已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之一。减缓与适应一直是应对全球气候安全的两大战略。但是,相对于减缓来说,适应的地位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现实中,它是气候方程式中“被忽略的另一半”。在全球“重减缓、轻适应”的大背景下,2018年10月全球适应委员会应时成立。它是全球首个专门从事气候适应治理的国际组织,它成立以来所采取的行动,大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气候适应问题的关注度,加强了对气候适应治理的全球领导力,为推动全球气候适应治理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安全的适应治理,主要涉及加速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加强中国—东盟、中非气候适应合作。全球适应治理在适应这一全球公共目标的衡量、顶层规划设计、融资渠道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必须直面上述问题,从制度设计、引领机制、议程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推进适应领域的国际合作。     

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探究——兼论“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构想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开放性、依赖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其进行全球经济掠夺、建立霸权体系的工具。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是一种资本向外扩张的、灵活的资本积累体系,将不同空间内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进行重组和分配,在跨国公司、国家、国际组织构成的"权力三角"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不断地进行空间拓展。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利益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一带一路"正是构建公平开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是在"权力三角"的推动下,面向国家、面向全球的重要合作平台。探究全球价值链的空间拓展机理将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对构建普惠各方、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提供指导建议,还有助于改善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弱势地位以及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平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向更公平、合理、开放的方向迈进。     

美国单边主义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规模扩散,酿成全球公共卫生悲剧。应对这种人类认识还很不充分的新型病毒,需要全球携手共进,通力合作,共同抗疫。然而,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承担起全球抗疫的领导作用,反而采取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做法,甚至带头质疑、断供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影响了全球抗疫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多边合作造成极大困扰,也严重干扰了中美两国在抗疫上的合作。     

G20缘何比G7更能代表未来

代表性不足、霸权思维,加之内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响日渐式微,经济领导力和政治领导力均不足,无法继续承担全球新秩序引领者的重担。G20杭州峰会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面对全球领导力真空不断扩大的现实,尝试为强化全球领导力、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出力献计,为世界瞩目。     

数字贸易成为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重要动力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依然是国际分工的主导。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导致数字贸易变革动态化和常态化,数字贸易成为调整全球价值链价值创造过程的动力。数字贸易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重塑了全球价值链贸易主体,影响了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格局,延伸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为微型跨国公司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数字化分工提供了机遇。中国企业要把握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分层次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论全球环境治理维度下环境NGO的生存之道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指在已有国际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在全球层次上通过改革重建的一套更有效的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制及制度,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旨在解决跨国性的环境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NGO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它的兴起与发展弥补了传统以国家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缺陷,并为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环境NGO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着缺乏合法性资金来源、难以适应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本身治理结构存有缺陷等现实难题。为此,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进一步壮大与发展,环境NGO应在恪守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处理好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并适时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专家学者谈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全球治理发表重要讲话,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的核心要义、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等方面作出重要阐述,提出一系列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主张。近日,人民论坛就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征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百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现将部分专家精彩观点摘录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尽管全球气候变化本身仍存在相当的学术争议,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已迅速转向于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成为了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全球应对减排的呼声日益高涨,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之争,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以＂低碳＂发展模式为标志的基础研究之争、技术创新之争、市场占有之争、金融创新之争等一系列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角力点。     

多元中心体系下的全球环境治理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要求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等众多主体组成的全新的治理模式。各行为主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各行为主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合作的。全球环境治理是一种合作互动性的多元中心治理模式。     

有关专家评析:美遇袭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十大影响

一、对全球经济体系是沉重打击,使大保险公司损失惨重。金融市场的熊市加深,全球经济进入中期熊市,全球经济崩溃会使全球股市雪上加霜。 二、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出口不畅,外向型企业会遭到惨重打击。出口美国企业股票将暴跌。 三、高层建筑类地产资产大幅度贬值,影响全球地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