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执行实践在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提出了法院执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指出改革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没有法律的依政策,没有政策的依实践,没有实践的依理论.就是说,改革依据的层次性, 是当前     

“职业公诉人”构建的法制障碍及相关问题的反思

2002年5月下旬,河南省周口市检察机关率 先在全国实行公诉人制度改革,市县两级检察院破天荒地设立了12名“职业公诉人”,这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在公诉人制度改革领域对主诉检察官制度一次大的优化,可以说是中国检察机关公诉人制度改革进入新一轮的有力前奏。但是,这毕竟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     

论行政机构配套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但收效甚微,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这虽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改革的不配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因此,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必须站在整体高度,搞好各项配套改革,从而使这次机构改革走向成功.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的关键.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职能是机构     

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我国当前经济战线的改革,主要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那末,经济犯罪活动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有没有关系?怎样坚持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以保障改革的成果?这是迫切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可是,当前理论界对此有所忽视.本文谈点浅见,以引起大家重视.     

刑事审判前程序的理念与原则——兼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面临的课题

我国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对审判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后的审判方式在运作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其原因之一,即是应当与之匹配的制度没有得到确立,这其中也包括审判前程序没有     

论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改革

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随后围绕如何完善这一机制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与此同时条约监督机制自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本文通过梳理和反思以往联合国内部的改革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改革提议,提出了人权条约监督机制改革可能的努力方向。     

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

事实审的形式化是我国第一审程序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在这一程序中构建"彻底的事实审".彻底的事实审意味着裁判者在法庭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当庭独立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实现"彻底的事实审",不仅是完善我国审级制度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有助于维护第一审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国自1996年以来的数次审判制度改革都推动着第一审程序逐步走向"彻底的事实审",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真正解决"事实审的形式化"问题.今后,改革者不仅要关注审判方式改革和证据规则完善的问题,更应该将实现"彻底的事实审"作为第一审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     

国外学者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反思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美最近的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这种改革的方向和作用是令人质疑的.独立董事制度引进我国之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这既有我国股权结构不同的原因,也有独立董事制度设计本身的原因.我国公司治理的改革,应当从强化股东参与控制公司和强化公司法上的程序性保护方面入手.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视野下的《社会保险法》分析

广义上的养老保障包括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外更多设计社会,传统的面向,而其中法律只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提出了关于养老保险体制的设计和改革.《社会保险法》中,并没有对养老体系提出根本的改变,从而进一步的改革还需依赖相应的执行和调整、《社会保险法》的最大亮点在于扩大了农村养老保险范围和程度,这对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当代司法背景下的检察权性质与职能思考

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统称检察权,检察机关拥有并行使检察权,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异议的命题.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深入发展,对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性质以及检察权的职能定位在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改革德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我们深切感到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改革德育工作,积极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是:1.更新、充实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学校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没有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时代要求来不断更新和充实,而是停留在一个陈旧模式和默守陈规的水平上,因此,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出了在教育对象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这无疑更新和充实了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为改革德育工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对司法机关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

司法机关有没有改革的任务,要改革些什么,怎样改,司法工作者对改革有哪些想法。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和在本市高级、中级以及区人民法院工作的陈仲余、杨传书、刘福海、吴宏泽、王宗桂、沈宗汉等同志举行了座谈。他们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谈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当前司法工作的改革,和其他工作的改革一样,必然会遇到     

基层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改革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成了众多基层法院的新举措.在实践中这一举措并没有达到当初设立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目的,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精英话语与民众诉求——对中国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我国的司法改革在精英话语的主导下,忽视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最基本诉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及与之相对应的信访数量大幅攀升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的现实承受力和司法的基本条件,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后的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为民所用.司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加强实证研究,充分考虑国情,在中央的整体规划下合法进行,并且应该在判断改革目标、评价改革成果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志.     

政府雇员制实践中的困厄及脱困策略

政府雇员制引进了市场化、契约化的观念和做法,是政府用人制度的创新与突破.但是,目前中国的政府雇员制还处于试行阶段,还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它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一制度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完善各种法律制度,完善雇员考评体系,完善井推行"政府雇员公司"制度,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道路.     

应祛除法院工作“行政化”

作为司法实务工作者,笔者对于法院工作"行政化"的弊端感触颇深,也深知祛除行政化的重要意义,更能理解进行此项改革的难度.近二十年前就有专家深刻分析过我国审判活动"行政化"的各种表现、危害,并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在过去二十年里,学术界对法院工作行政化这座"堡垒"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也对其发动过无数次"进攻",比如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合议庭制度、实行审判长选任制、实行院长庭长办案制度等等.虽然这些理论研究和改革措施使司法规律更加清晰,使法院行政化程度在某些领域有所减弱,但并没有最终消除行政化,甚至因种种原因使行政化在某种程度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党的十八大部署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法院工作行政化又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     

论大部制改革对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白的影响

中国大部制改革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大部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这次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本文试图对大部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作出分析,指出如果没有良好的出发点、精心的设计和强有效的推动力,大部制改革并不会必然导致一个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另外,本文也从经济法的角度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     

（英）马丁·雅克：中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周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     

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

暂缓起诉制度是当前某些基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针对未成年人实行的一种附条件暂时停止起诉,待条件成熟后而予以不起诉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没有法律依据,且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较快上升的社会状况下不太适宜.实行未成年人暂缓起诉于法无据,于现实相脱节.未成年人审查起诉方式的改革在着眼于教育、感化和挽救的目标下应当重点在诉讼程序方面予以完善.     

公检法的权力配置应继续改革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相继修改了刑诉法和民诉法.这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审视一下这两部诉讼法在司法体制问题上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其实不大.以刑事诉讼法来说,三机关权力的基本架构是没有改变的.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的公安机关相比,是拥有非常巨大的侦查权力的,针对除逮捕以外的任何强制性侦查措施,公安机关都有独立的决定权.检察机关也是非常特殊的,不仅是一个控诉职能的行使者,还是一个法律监督者. 就法院来讲,现代司法所特别强调的司法裁判中心主义,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制度上都没有得到确立.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没有触及基本的刑事司法体制问题.与之相反的是,不管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大大强化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我国的检察机关认为法律监督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院承担了在其他国家很多由法院承担的职能,比如说批准逮捕的权力、对公民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之后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力等等.同时,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民事裁判和刑事裁判都可以提出抗诉,也必然引起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