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毛泽东与红军赣湘进军》若干观点讨论

2006年,<近代史研究>发表何友良先生<毛泽东与红军赣湘进军>一文,文中对1930年下半年毛泽东率部征战赣湘作了多方面论述,不乏精彩之处.然在毛泽东是否执行过中央进攻战略问题上,该文所表达的相应观点以及文中所谓的"毛泽东正反论证"说,通过分析,可以认为难以成立.     

“不打南昌打吉安”？——对《毛泽东传》中一则标题的准确性问题的探析

1930年6月-10月期间,毛泽东曾率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征战于赣湘等地.对于这段历史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书的第十一章中作了专门叙述.本文探讨的是第十一章标题:"不打南昌打吉安"所涉及的两个问题:红一军团征战赣湘期间是否有可能攻打南昌;红一军团攻打吉安是否意味着不打南昌.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征战赣湘期间,不仅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及主要领导人表达了要打南昌的意愿;而且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也采取了体现这一意愿的相应行动.因此,"不打南昌"的提法似有失准确.关于攻打吉安,本文认为,攻打吉安本属于"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夺取南昌"的一个具体行动,应不含有"不打南昌"之意.     

外显和内隐自尊与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用自我报告和内隐联想测验法对210名高中生进行测试,探讨高中生的外显和内隐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中生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且性别差异不显著;外显自尊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内隐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果不显著。     

毛泽东于株洲会议及湘东特委会议后致毛泽覃信件手稿揭秘

1930年8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占领南昌隔江对岸的牛行车站,向南昌城内国民党守军鸣枪示威,后挥师西行赴湘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的会师。20日,红一军团攻克浏阳文家市,击毙何键部第三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     

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东征部队喋血石柱

正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会师武汉"的计划。7月,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决定将全省划为5个军区,3个月内发动组织17路红军,会师重庆,然后进军武汉。8月2日,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决议精神,将     

谢维俊：坚守初心铸忠魂

正1930年6月,中共中央命令红军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进攻南昌、会师武汉"。对于这一指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毛泽东左右为难:执行决定,无异于"鸡蛋碰石头",革命根据地面临丢失的危险;不执行,就违背了中共中央意图,"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帽子戴定了……紧要关头,毛泽东想起了一     

生死攸关:罗坊会议上的矛盾与化解

<正>罗坊会议是党和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召开的联席会议,其会议内容关系到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前途和命运。尽管会议代表在讨论战略问题时分歧严重,但在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等人的努力下,矛盾最终得以化解,使红一方面军和地方党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30年10月,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实施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计划,其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清江,与红一方面军仅有一江之隔。10月25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召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成员,在江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李立三其人其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著名的革命运动.1928-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被派到苏联学习,1946年回国.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逐步形成与完善

正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实行对日作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然而,这一方针当时并未得到全党全军的完全理解和认同。此后,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丰富发展了这一方针的内涵,并在集中全党全军智慧的基础上将其重新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实行这一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     

毛泽覃:英雄长恨,血洒红林

毛泽覃(1905-1935),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毛泽东之弟.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党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1930年1月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