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回顾近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失败中自我反省、跟随时代浪潮自我革新、自我超越,永不止步于当下现状,才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取得伟大成就。分析我们党"两个革命"的实践历程有利于在新时代继续保持自我革命优良传统来推进新的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维度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一以贯之的要求,而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也是实现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关键。勇于自我革命之于党的政治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从"窑洞之问"到"两个革命",从百年革命的"事实""规律"到"规范",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把握勇于自我革命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与形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     

坚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坚持自身价值追求保持政党先进性纯洁性不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内涵,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在自我革命中实现自我超越和发展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在新时代,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更要努力践行初心使命,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重要法宝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纵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自我革命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动力;自我革命是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法宝。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我们全体党员更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意识,提高自我革命的能力,坚持自我革命,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的三维探论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从“是什么”维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涵义特征;从“为什么”维度,分析了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战略考量;从“怎么办”维度,提供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路径。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意蕴、逻辑与进路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阐述和实践表达。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虽不属于“政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范畴,但不是孤立在社会革命之外的。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呈现出辩证立体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上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引领、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动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勇于自我革命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这是由党的革命属性和使命追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自身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回应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     

可能与现实：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能”进行自我革命、“能”实现自我革命、“还能”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独特的政治前提和长期的伟大实践,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动力在事物内部的基本原理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政治“前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从而让自我革命实现了从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历史答案。     

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

“文化大革命”自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它全面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到“观念”层面革命的三次反复,最终又由“观念”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的“夺权”革命.其过程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对此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能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方法论上的划时代变革——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再认识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的提出 ,是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研究方法上的划时代变革。准确理解这一命题 ,不仅可以破除以往人们把人的本质简单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机械论界定 ,而且对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劳动价值论:经济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多年来引起众多中西方学者对它研究和关注。以往的研究着重揭示市民社会的理论意义及其在西方社会引发的价值,而对中西之间的社会差异性和基础关注不够,缺少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探讨,使人们对它如雾里看花,难窥其奥。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思想的实质及演化路径的分析,剖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阐述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思路,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     

发展劳务经济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严重地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发展劳务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本文分析我国目前劳务经济发展的障碍，提出未来我国劳务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对策取向。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应当澄清的若干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我国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的实践问题。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民营经济价值观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其焦点就是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价值选择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理由，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问题就成为哲学的研究核心。“民营经济价值观”是当前哲学价值论转向中的创新观念，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中重要的价值观念。     

政治文化与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甘肃省D乡为例

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调查研究甘肃省D乡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角色认知,发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对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支撑较为薄弱;在分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成因基础上,提出通过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措施来有效保障该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超越

超越现代性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性原理驱动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产生困窘实则必然,直面动态、变幻的现代性态势,注重研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洞察与关注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历史的、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的考察——和硕果——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在解读美国《公民读本》基础上,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困境的超越指明路径——形而下地深入考察当今人的真实生活现实,关注个体的幸福实现,由此出发相应地调整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Foreign ownership of land in Phuket,Thailand

Thai Land Law does not allow outright ownership of land by foreign nationals. Phuket, a well-known Thailand tourist destination, is facing a problem of acquiring land by foreign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ile data on ownership of land by foreigners in Phuket areas and explore the types of ownership through which the land had been acquir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lso to assess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s of foreigners owning immovable properties in Phuket, and the impacts could further mak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foreign ownership of land in Phuket. The first type was legal ownership of immovable properties by foreigners, and the second were the cases that foreigne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loopholes of the law to acquire but in fact owned and utilized land mostly in scenic beaches by using Thais as nominees. These nominees could either be their spouse, or employees of corporate bodies or legal entities. In some cases, nominees were actually employees of law firms which assisted foreigners to register as a Thai corporate body. However, the impact of foreigners owning immobile properties in Phuket can b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local economies actually benefited foreigners owning immobile properties as this led to increasing economic growth and land utilization.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mainly the loss of revenue of local governments from local taxes and duties, including land price distortion. Another negative dimension wa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ublic sector to control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feasibility of declaring areas where there i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ers owning immobile properties as special area should be explored.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verning council＂ to control and develop conditio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impact to communities as part of the package of investment promotion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