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权力与腐败——兼评长期流行的“市场自发治腐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治理腐败理论日益受到诸如寻租腐败论、现代化腐败论等西方腐败理论的挑战。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腐败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是管制的产物,是权力导致腐败。自由主义的治腐论走向“市场自发治腐论”,其思维方法和政策逻辑存在诸多缺陷,将权力与腐败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否认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统一,否认社会秩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统一,否认人类治理腐败行动的能动性。现实中国治理腐败,应超越阿克顿命题,按照治理腐败的客观要求和执政党的性质、特点,采取不同于“市场自发治腐论”要求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     

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系统性腐败包含了许多隐藏的社会关系,它比一般的腐败更具复杂性。同时,系统性腐败还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它不仅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削弱政权合法性,还催生极端主义。采用阈值理论阐释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发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集权制机构更容易形成系统性腐败。因此,除了在增强公民反腐意识、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消除裙带关系、建立横向问责制、提高奖惩力度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要培养和任用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员,并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持续反腐的坚强意志,同时让他们必须管好自己,带好队伍,提高组织的自我净化能力,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反腐败斗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研究——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此财政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财税体制的改革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论政务信息管理

国家制度及有效执行事关国家兴衰。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制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膨胀,如果不加以管理,将损害国家治理的有效实施,造成严重后果。以国家制度为重点加强政务信息管理工作,是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也蕴含着重大教训。要汲取历史智慧、增强历史自觉,参考国际经验,直面国家制度体系底数不清、获取不便、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进政务信息管理工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必要支撑。     

国外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之鉴

考察美国、德国、芬兰、瑞典、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总结主要有3点一是源头上的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二是细节上的治理——道德规范法制化;三是教育为主——重在事前的预防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逻辑、可行路径及其现实旨趣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建设相互耦合,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推动着制度的创设和调适,促使制度日趋成熟定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的出场表现为制度创设发其端、制度调适启其后、制度成熟总其成的周延逻辑,构成以引领方向为逻辑起点、提升效能为逻辑展开、支撑方案为逻辑终局的完整链条。基于理论至实践的跃迁,可以从制度创设绘制全景图谱、制度调适开掘独特优势、制度成熟擘画前瞻蓝图等方面入手,来探索和寻求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坚守价值信念、传承文明薪火和弘扬天下情怀由内而外的意义扩散中,进一步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旨趣。     

论法制革新与国家的经济治理——基于制度主义的思考

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变化迅速,而对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不断地进行革新,制度主义从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分。国家治理要求法律制度的革新能够时刻保持时代性,而经济治理则又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两者最终在法律制度的革新中得到统一。     

警示训诫防线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探析——兼论依靠制度防止腐败的必要性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重视制度建设,完善制度机制,发挥制度作用,是新时期新阶段反腐败战略的必然选择。警示训诫防线是在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指导下,总结吸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贯彻落实党中央反腐倡廉战略方针,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反腐倡廉的实际,而形成的以实践为鲜明特征、以制度为主要支撑的反腐防腐新防线。     

论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兼与陈海嵩教授商榷

从制度根源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由内嵌于国家治理基本矛盾中的环境治理危机所决定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用以矫正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失败的手段,是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的。从合法性基础类型分析,它的组织权威并不来源于国家法律,而是来源于最高层卡里斯玛权威——党中央。它自身也成为卡里斯玛权威常规化的组织设施;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来开展环境督察,行使一系列非常规权力来实现特定任务。陈文试图通过"人为"方式将该制度法治化,其实是对其本质的重大误解,而结果很可能迎来另一项名称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依然属于运动型环境治理机制的制度。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预防腐败体系建构

从权力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治理具有多元化、网络化、互动性的特征,为建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权力、制度、法律和伦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对腐败的产生与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维度。其中权力与法律侧重于内外互动,制度与伦理侧重于内部整合。四者融汇交织,形成网络式互动,产生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修正作用。以此建构一套预防腐败体系,是克服传统反腐模式重惩治轻预防、重政治动员轻制度建设等弊端的有力举措。     

网络涉腐舆情的监督优势及科学化管理

网络涉腐舆情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敏感诱发性、随意偶发性、主观猜测性、虚拟隐匿性等特点,表达了民众对公权公正、廉洁的政治诉求。网络涉腐舆情具有高效高质监督、保护参与个体安全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网络暴力倾向、规范性合法性不足等问题。要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建立政府及时回应机制和政府、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机制,完善网络涉腐舆情信息工作体系,加强对网民和网站的培育监督,以实现对网络涉腐舆情的科学化管理。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推进新形势下的惩防体系建设，必须不断强化服务科学发展意识、以人为本意识、改革创新意识和全面统筹意识，切实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惩防体系建设全过程；必须坚持整体推进，切实抓好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方面工作，着力完善惩防体系建设的工作格局；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眼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突出重点，密切联系实际，不断推进新形势下惩防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必须把惩防体系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整合各方力量，强化督促检查，确保惩防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更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是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核心内容,更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和必由之路。制度建设在惩防体系中处于核心保障地位,是建立健全和有效发挥惩防体系作用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新路,形成了一大批制度规定,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要在全党进一步形成动手抓制度建设的生动局面。同时,制度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层次性、针对性、创新性和执行力。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以苏南区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都包含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苏南地区推进区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代化建设,是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国家关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规划的现实要求,必须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方式转型和功能升级的实现路径。要强化惩防职能、实化惩防功能、提高惩防效能,促进人心清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Policy Change,Policy Feedback,and Interest Mob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Many of the leading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are aimed at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factors that make policy change more (or less) likely. In general, policy change is seen as a result of shifting dynamics within policy subsystems. However, building on theories of policy feedback and interest mobiliz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policy change, apart from being an effect of subsystem dynamics, can be a cause of shifting dynamics as latent actors are motiva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bsystem as a result of policy change. Two hypotheses regarding post‐policy change mobilization are developed and tested using data on participation in congressional hearings conc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nuclear wast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icy change can activate latent policy actors, specifically those actors that view themselves as “losing” as a result of the policy change. These results point to the need for scholars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post‐policy change dynamics on policy development.     

公共组织及运行评价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现代社会中,对公共组织及其运行的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国际经验看,对公共组织及其运行的评价特色在于以治理理论为依托;以共识性的公共价值为评价的主要内容;以规则性指标和实践性指标相结合;以单一性指标和综合性指标相结合;以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以过程指标与绩效指标相结合;注重将新的时代元素融入评价内容,回应复杂环境的挑战;重视持续性和规范性。对我国而言,应该以国际经验为参考,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可持续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