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公诉案件的移送方式直接影响审判方式,我国的公诉案件的移送方式是"复印件"移送方式,不足以防止法官审前形成预断,也是对抗式诉讼不能确立起来的根本原因,本文就此进行分析,认为应对我国公诉案件的移送方式进行改革,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     

对我国案件移送方式的检讨

分析我国案件移送方式之不足 ,建议我国应当在确立证据展示制度的前提下 ,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案件移送方式。     

公诉案件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公诉案卷移送是各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程序环节,检察机关采取何种方式向审判机关移送公诉案卷与程序公正、实体正义联系密切。如果公诉案卷移送方式设计不当,将会使得庭审过程流于形式,进而可能会引起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失衡。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放弃了部分案卷移送方式(亦被称为"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恢复了全案移送方式,而文章认为此应当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策略,仍应进一步寻求更为合理的公诉案卷移送方式。我们必须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综合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对本国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期为该制度构建提供新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证据移送制度及完善

刑事审判因为其结果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强烈影响力,使得审判过程本身应当遵循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和人性关怀精神。我国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逐渐将司法审判从过去的片面强调对犯罪的追究转向了在审判过程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平衡。但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仍存在一些弊端,也不利于人权的保护,难以体现司法正义。譬如刑事证据的相关制度,证据的出示与认定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定为犯罪,行为主体是否应当被追究责任,以及应承担责任的程度。一场刑事审判可以认为是一个认定证据、依靠证据还原行为事实并得出相应价值评断的过程。而我国现行的制度并不能很好的保证这个过程符合法律正义的标准。本文将针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移送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案卷移送制度的价值与历史考察

本文分析了案卷移送制度的价值,并对案卷移送制度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分析案卷移送制度从全部移送到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变化.     

试论我国公诉方式的重构

我国现行的部分证据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弊端重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抗制改革的深化。而综合考虑各方见解后,构建一元公诉方式和二元公诉方式并存的公诉方式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意大利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及其启示

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确立的两步式刑事卷证移送制度与其适用的混合式诉讼模式、英美化的预审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大利刑事卷证移送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全案卷证移送主义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因而在防止追诉权滥用、确保法官中立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保障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应借鉴意大利的经验,构建两步式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同时应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亟需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 5 0条存在诸多问题 ,既没有有效地阻止法官的审前预断 ,又滋生了新的弊端。为改变这种状况 ,应当对此规定作进一步的完善 ,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 ,规定证据展示制度 ,并建立预审法官 (书记官 )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机制。     

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公诉转自诉的法律困惑与完善构想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起诉制度,因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困惑迭出.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制度模式,在完善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起诉主体、统一案件适用范围、为自诉人举证提供支持、设置自诉权行使的调控机制等方法与途径,来构建既有利于被害人诉权的实现,又能对公诉权形成有效制约的现代诉讼机制.     

遵循司法规律，构建公诉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是在近年来颇受国内学界、司法界关注的一项司法革新制度，然而研究和实践的重点多聚焦在审判领域。公诉案例指导制度是检察机关在公诉领域为充分行使检察权而提出的全新尝试。相比较审判案例指导制度，公诉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在合法性、合理性、典型性原则的基础上，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双重领导体制要求。在这三个原则的指导下，从案例指导主体、案例的遴选标准、案例的遴选程序及确定、体例、发布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构建，并明确了公诉案例指导制度的效力和具体适用过程。     

实证视角下公诉办案风险成因探析

公诉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刑事案件中大量涉检涉诉的矛盾和纠纷集中在公诉环节,公诉部门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集中带”和“突破口”.因此,对公诉办案进行风险评估预警,也就成为当前检察机关推进三项重点工作,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和紧要任务.为此,本文结合温州公诉办案实际,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层层揭开公诉办案风险成因这一神秘面纱,以期今后对公诉办案风险的化解与应对有所裨益.     

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研究——从价值选择与司法实践角度分析

撤回公诉事关国家刑罚权的放弃或调整,事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配置与相互关系,影响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益紧密关联。但是目前撤回公诉制度在立法和实践层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应在总结我国撤诉经验和目前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立法上重构撤回公诉制度,完善撤诉的相关法律规定。     

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对于被害人享有自诉权的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为公诉,这有利也有弊。从域外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自诉转公诉主要是通过直接提起公诉、接管自诉或独立上诉三种方式来实现的,它与代为告诉、自诉担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完善我国自诉转公诉制度既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又要立足我国国情,注意该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协议效力扩张及法律规制

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协议对公安司法机关具有约束力,协议内容和违约责任超出了普通民事协议的范围。当事人和解协议效力扩张具有理论依据、文化渊源和实践基础,还具有公正和效益价值,但也面临加害方以钱赎罪赎刑、被害方借罪借刑讹钱、追诉方借"议"枉法、裁判方借"议"擅断等多重风险。为依法防控这些风险,应完善和解程序,明确和解协议的附条件民事合同属性,将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和不起诉的法定依据之一,规定协议无效时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过错方承担增加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或返还协议所得,规定和解过程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民事自认的特殊表现形式及适用民事简易程序的重要条件。     

公诉权制约与规范之辨

基于公诉权滥用的理论和现实,提起公诉制约论者认为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权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更好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其对权力滥用过于正统的描述,忽视对主体人的能动性的思考、忽视其他诉讼参与人及整体利益的权衡、忽视本土环境的考虑、忽视刑事诉讼目的的关注却不能不说存在缺陷.借鉴它国经验的权力制约之路固然能够推动权力滥用问题的解决,但充分利用现有成绩和本土优势,提升规范行权理念,完善规范行权制度、创新规范行权机制,将提起公诉权行使纳入科学的、规范化的轨道,使提起公诉权最终走向权力的规则之治,才是推进检察公诉权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

撤回公诉是检察机关对国家赋予其刑事追诉权的反向变更.它涉及国家刑罚权的放弃或调整,关系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配置与相互关系,影响被告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直接相关.但是,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施行的撤回公诉的实践活动存在三大误区.为此,应当在总结两高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正反两方面情况并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在立法上重构撤回公诉制度.     

公诉案件检察官客观义务初探

近年来,中国的法治实践受英美法系的影响很大,这在公诉案件中表现为排斥检察官客观义务,强调检察官当事人化.其实,公诉案件检察官客观义务在我国具有扎实的法律、思想与理论根据.通过对当前我国实践中检察官客观义务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该项制度的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