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M协议中财税措施地区专向性特别规定初探——兼评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的相关案例及我国的对策

SCM协议地区专向性标准条款中的财税措施特别规定具有经济合理性,并符合WTO的政治考虑。该特别规定认定“有资格”的地方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确定或者改变”在其辖区内“普遍适用”税率的补贴措施不具有SCM协议意义上的专向性。我国应充分利用该特别规定提供的政策空间,深化税制改革,协调地方政府地区补贴与SCM协议之间的关系。     

补贴的认定和计算应当符合专向性标准——评美国对华铜版纸反补贴认定和计算的部分错误

一、该案认定补贴以及计算补贴利益的部分情况 2006年10月31日。美国新页纸业集团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申请。对原产于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2006年12月1日，美国商务部选择中：国最大的两家铜版纸生产／出口企业，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争端解决与后续执行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包括三类：政府、公共机构和受政府或公共机构委托或指令的私营机构，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三类主体。由于与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中国针对美国的四起对华双反措施向WTO提出起诉（即中国诉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特定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案号WT／DS379）。虽然WTO上诉机构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裁决，但是美国商务部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存在一定灵活性。本文回顾了379案以及美国商务部关于《1974年贸易法》第129节（涉及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WTO裁定的执行）项下程序，并分析了后续执行中的若干问题。     

简论反补贴调查中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

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1条中界定了补贴提供主体,但是并未对其中的“公共机构”概念予以厘清,从而导致各国因对之理解不清晰,加剧了补贴与反补贴国际贸易争端.对于公共机构概念的认定,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家贸易关系的理解,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也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铜版纸案”述评——基于反补贴申诉的考察

美国新页纸业集团基于中国政府为促进国内造纸业发展而制定的政策性贷款计划、税收减免优惠措施等向美国商务部提起了针对原产于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申诉,美国商务部也一反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做法,作出了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的终裁裁决。"美国对华铜版纸案"启示我们,在WTO法律体系下我国现行的补贴政策还有待调整和转换,税收和银行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     

“法律与发展研究”评析——兼谈“法律移植”的若干问题

<正> 法律与发展研究(简称SLADE)自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近30年的必衰演变。作为一场运动虽已沉息下去,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卷入这场运动的国家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依然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和影响。最近几年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也传入我国,引起法学理论工作者和立法机关的注意。在有关法律移植、立法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都涉及到法律与发展的论题,并围绕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开展过几次计论。这些讨论     

美国专利制度的“分水岭”——评KSR案中美国专利“显而易见性”标准

创造性是技术专利的本质属性和终极要求，它是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判断专利技术同现有技术之间是否“显而易见”，以决定是否授予专利。因此其判断标准直接影响专利取得的难易程度，是专利审查中最重要的标准。美国最高院在KSR案中的终审判决将使得今后两技术间的比较更加“显而易见”。而此次的变化将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开端。     

论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界定——兼评“全球首宗BT刑事犯罪案”

根据各国著作权立法中“发行”行为的构成,以及“网络传播权”这一新型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成因,可以认定在所有规定了“网络传播权”的国家中,“发行”与“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双方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转移作品有形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香港屯门地方法院在“全球首宗BT刑事犯罪案”中的判决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在适用法律方面是错误的。     

美国CFC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浅议——兼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的相关规定

美国CFC法律制度是在税收大量流失,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取消消极所得和基地公司所得,剥夺参与避税港活动的外国子公司延期纳税的权力。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对CFC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在纳税主体、客体以及适用的空间范围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该“会议纪要”是否具有可诉性——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解释

本文通过对某法院判决撤销一个“协调会议纪要”的案例进行评析，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司法解释必须严格以“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为前提，而无权对法律规定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作限制或扩大的解释，在立法机关未对法律作出修改前，现行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这是法治原则最基本的要求。     

论“相同APP注册商标”的认定——兼评“芝麻分贷”案

APP注册商标主要是服务商标,其商标相同性认定颇值得研究。基本相同商标认定的关键在于“基本无差别”;对基本无差别商标的认定不宜泛化,应严格区分相同商标与近似商标。关于APP服务商标“相同性”的判定,应佐之以合理的判断基准和判断方法,并对“基本无差别”商标认定进行类型化、具体化思考。首先进行文字基本无差别的认定,判断文字外形是否高度相似,并在借鉴偏正结构的基础上着重比对主体识别部分是否基本相同;然后进行图样基本无差别的认定,只需要达到呈现整体视觉效果相似的程度即可,其判断可以适度宽缓化。在“芝麻分贷”案中,鉴于“芝麻分贷”中的“贷”属于主体识别部分,故“芝麻分贷”和“芝麻分”不属于刑法上的“基本无差别商标”。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界定——兼评《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于我国国际私法中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直接适用。作为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强制性规范理论在适用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识别哪些规范属于需要直接适用的国际强制性规范。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仅指国际强制性规范。比较法上提出界定国际强制性规范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随之产生仅采客观标准和兼采主客观标准两种立法模式。《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何为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了定义,并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来解决可操作性问题,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缺失。     

员工离职后竞业限制协议的深度解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正目次一、经济补偿与竞业限制协议效力关系之拷问二、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三、劳动合同解除对竞业限制协议效力的影响如何四、劳动者违约后是否可要求其继续履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旨在平衡保护商业秘密与保障择业自由。近年来,有关竞业限制协议的纠纷呈现逐年增长态     

美国针对WTO非市场经济成员方实施“双反”调查的最新趋势——兼评美国对越南首例“双反”调查案

美国将中国和越南都视为WTO非市场经济成员方,在中国入世近五年之时开始对中国启动双反调查,在越南入世两年后也对其实施双反。本文通过考察美国对华和对越实施双反的案例,认为美国针对WTO非市场经济成员方实施双反调查呈现出扩散性和克隆性的趋势。     

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兼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规定

一、“逃逸”行为的分析与评价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个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国法律环境下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分析——兼评“苏州海富诉甘肃世恒”案

本文认为,从性质上讲,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也是无名合同．其法律适用必须依照合同法总则规定。对赌协议作为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一个环节、一项重要投资工具,符合社会需求．其并不必然违反法律中的效力性禁止规范,也并不一定侵犯股东的利益。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理解与认定 兼析“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重大损失”应限于给权利人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在计算“重大损失”时，通常以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损失数额难以计算的情况下，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实际利润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必要时可以以合理的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作为权利人的损失。     

仲裁协议若干问题研究——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仲裁法》修改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在吸收该解释积极内容的同时,对其效力问题提出疑问。并结合学者关于仲裁协议和仲裁法改革的理论成果,对该解释未能规范或规范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修改建议。鉴于《仲裁法》修改内容之庞杂,本文讨论重点仅为仲裁协议有效要件和判定程序中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