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路径分析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国的公共图像监视在政策、项目及资金等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政策创议、项目推动的发展历程。在法律治理和回应性法制视角下，公共图像监视法律治理是对公共图像监视实践的法律回应。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宪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文件、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法律文件、具体领域法律文件以及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文件等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的体系，但该体系仍然存在急需健全和完善的层面。     

民刑交叉视域下“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之司法应对

经济案件中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常常交织。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对基于“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发现的经济犯罪嫌疑的处理方式,但并未对“同一法律关系”情形的处置方式作出回应。因此,需明确刑民法律关系的判断后置于同一法律关系认定的逻辑顺序,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指引下摆脱刑事诉讼优先的窠臼,同时允许当事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并在司法技术层面相应改革创新。     

刍论信任、秩序与法律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一定程度的控制，是现代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逻辑基础。法律与信任同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秩序是二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信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信任、秩序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重塑信任机制与法律整合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本文在一般法理层面，从阐释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形态开始，解析其所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由此引申开来，着重论述近代中国事实与规范的悖论，包括法律信仰命题所彰显的法律的意义世界的紧张，进而叙明法律、法学和法学家在此转型时段的可能意义。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中国语境，紧扣近代中国建设法律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意识，力图自经验中抽绎法意，而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回应中，对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作出理论说明。     

论数字检察

数字检察改革发轫于新时代科技革命，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促进实现法律监督高质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层面，实现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在数据层面，实现被动监督向能动检察的新跨越；在平台层面，实现应用辅助向模式变革的新跨越；在赋能层面，实现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的新跨越；在治理层面，实现职能延伸向价值重塑的新跨越。为夯实改革机制并持续推进改革，需要建立高效工作推进机制，完善配套机制体制，构建理论、制度和话语体系，抓实数字检察人才队伍建设。     

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不仅给法律领域带来技术问题和法教义层面的问题，也对法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学基本范畴形成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大体有三种回应方式：部分基本范畴的独立范畴地位将被完全放弃（如“法律关系客体”“法律部门”），部分基本范畴的既有理解将得到彻底或部分重构（如“法律行为”“法律权利”），但也有部分基本范畴在新条件下应该得到坚定辩护乃至更好捍卫（如“法律责任”“法律主体”）。至于“法律”这一根本范畴是否需要重构，则仍无定论，有待未来通过充分的价值论辩来形成重叠共识。新科技时代并没有“肇生”全新的法理学问题，只是提供了“激扰”法理学知识体系、促使对既有理解进行反思的新语境。唯有对上述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法理学回应，才能抓住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新机遇。     

法律正义的客观叙事

西方法律正义观念有着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法律正义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体现为现实关系的"恰当状态",即人与法、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均衡。古典正义理论为此"恰当状态"建立了理性且客观的价值分析框架,即守法与均等的平衡、分配与矫正的平衡、交往理性与友爱的平衡。现代的法律正义理论学说在回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新问题,回应同时代法律的实证分析和功利分析,以及在思考和论述实质正义、个案正义、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法律问题时,遵循了与古典正义理论同一的逻辑结构和价值理念。法律正义客观的内在结构为正义的实践和法的价值分析提供了明确且有力的思维方案。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猛发展，法律与科技之间的难题不断凸显，司法中关于技术之定位的疑难案件也反复出现。技术中立原则常常被用于反对法律对技术的监管，或者为技术服务者免责。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存在诸多歧义，包含着功能、责任和价值等方面的意涵。技术中立难题的核心在于价值中立，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之中加以界定。对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理解存在三种模式。其中，管制模式和回应模式未能完整地呈现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重构模式主张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面向而进行自我调整，在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世界的碰撞中进行重构，解决技术所引发的归责原理和规范建构问题。在重构模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中立的价值处境和法律意义。     

论作为实践样态的法律工程

从工程视角看,法律、法律实践与法律工程乃同一事物与事务,都必然运用个体理性、公共理性与技术理性及相应的实践智慧。作为实践样态的法律工程,既分别展现为法律工程设计、法律工程建造和法律工程运行三种独立形态,又以这三种形态逻辑上的前后相继整合构成一个独立且完整的法律工程样式。从法律工程的整体运行看,无论是工程设计还是工程建造都始终处于动态的完成进行时的延续过程中,而非静态的完成时的停止状态,因此法律工程就是进行中的法律实践。     

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无论是在知识水平、生活追求、社会实践上都上升到一个大台阶。技术理性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由于技术的日益异化和扩张让人类危机四伏。技术理性的扩张中对价值理性的忽视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危机。技术的日益异化和技术中价值的缺失，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技术理性以及进一步反思技术理性合法性的根据，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均衡及“又好又快发展”。     

论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

通过对建国以来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研究,梳理司法解释与国家政策关系演进的三个阶段,将司法解释回应政策的模式总结为:政策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参考、政策决定司法解释的立与废、司法解释成为协调政策与已有法律规定冲突的中介。司法解释回应政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不利后果,应对司法解释回应政策保持必要的谨慎,并通过区分政策类型进行不同方式回应、发布回应政策的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予以引导和规范。     

“立法性”算法权力的兴起与法律规制

自动化行政促生法律代码化，并引发算法噬夺立法权现象。这表现为算法规则对法律规则的技术性修正、对实施性立法的替代、对上位立法的僭越以及对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性架空。算法对立法权的噬夺成就一项立法性算法权力。立法性算法权力的产生原因表明其具有技术层面的存在必要性，却并不必然具备法律面向的合理性。对立法性算法权力施加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同时存在于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在技术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基于自身技术特性具有负外部性影响；在法律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对依法行政原则、立法权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动摇。对立法性算法权力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汲取当下算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实践，并结合立法性算法权力的自身特征，着眼于权力内容的实体限定与权力行使方式的程序限定。     

版权扩张之反思——以技术理性为视角

技术理性的本质在于技术产生、发展与运用过程中的价值缺位,即立法没有完成平衡各利益集团主张的任务。版权法的新古典主义经济进路在理论基础层面反映出版权法的价值缺位。版权扩张中,技术措施权、P2P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以及网络时代的私人复制问题是三个与网络发展有关的侧面,亦体现出技术理性对版权法的平衡原则及公众自由的侵蚀。基于哈贝马斯教授的商谈民主视角,就能找到使版权法回归其价值取向的民主路径。     

社会变迁与宪法的至上性

社会变迁与宪法的至上性●刘旺洪唐宏强一、引言从法哲学层面而论，现代法治理论包蕴着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一方面，在社会——法律双向互动结构关系中，社会是社会法制系统的根基，法律应当顺应社会整体系统的演进和变化而对自身的价值理念、结构体系和运作模式进行适时...     

回应的无力——评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之缺陷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欲解决法律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之紧张关系，从而实现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共存，其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理论很不成熟，且存在广些致命的缺陷，如回应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难以普遍化和具体化、作者对“回应型法”理论的严重不自信、法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的紧张关系难以克服，以及作者的研究退路中存在参照系混乱，等等。     

论法律与科学技术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法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并成为现代法学面临的新课题之一。众所周知，法律规范分为社会规范和技术规范两大类。     

论民事判决与审判模式的选择

法治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灵魂。那么，学者们为建构现代化法治所作的努力因此就值得认同。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也应作出回应。在较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上考察现代法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民事判决与审判模式问题，把视野移位于不同审判模式的过程分析，同时从模式的视角借此可能为俯瞰民事判决问题提供全景的观察点。在此关系的基础上，主要探究选择何种审判模式可达到民事判决过程的正当化。审判模式反映着民事诉讼机制运行的基本方面，其构成基础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作用及权限划…     

论物权法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促使了物权法的现代化。物权法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其一法律本位社会化，体现为所有权受限制、他物权优位化、物权的间接社会化；其二法律性质公法化，体现为涉及物权的公法规范增加、物权法与环境保护法的交叉等；其三法律关系扩张化，体现为物权关系构成的扩大化以及物权形态的新型化；其四法律界区模糊化，体现为债权物权化、物权债权化等；其五法律内容国际化；其六法律形式复杂化     

现代转型社会机制下的法律和道德关系刍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学上所探讨的现代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上都有着多种价值判断，人们在面对法律与道德的认知和处理现实问题之时出现了一种与原来价值判断相背离的趋向。鉴于此，本文试图寻找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的认知调整。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