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湖北近代工业的“中部崛起”

晚清时期湖北工业化起步比上海晚了将近30年,但发展势头却很快赶上上海。这与张之洞个人的作用密切相关。张之洞在湖北的任期长,使他的施政比较稳定;他的中体西用思想和振兴实业以塞漏卮的主张,使他的政策具有现代性;他罗致中外各方面人才到其幕府中效力,使他的事业具有人才优势。张之洞的督鄂,也使得当时的湖北于中部地区迅速崛起,武汉亦成为华中腹地的重要工业基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实践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张之洞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其经济思想在《劝学篇》中有着直接的体现。张之洞处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期：他崇尚西方科学技术,提倡近代工业,强调工农商的协调发展等,颇具改革精神;但他又忠实于传统,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模式,具有其自身的缺陷;他所做的贡献是绝不仅限于他曾督署的区域,更对整个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     

张之洞与湖北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

张之洞创办武昌警察总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办近代警察,使之作为"湖北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为新政的推行提供保障。武昌警察总局的创建为湖北近代警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张之洞创办近代湖北警察

<正>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中年以后自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晚年则号抱冰老人。他举咸丰壬子乡试第一、周治癸亥一甲第三进士及第,其后抚晋督粤,二权两江,三督湖广。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受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宣统元年(1909)死后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晚清实行“洋务运动”和“新政”的地方实力派大员。在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实行“新政”后,翌年张之洞创办近代湖北警察,正如他在给张彪的信件中所说的“须知警察为推广新政之根基,责任所关,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张之洞希望警政的推广运用,能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清政府打下一剂“强心针”。     

张之洞在鄂近代化事业的一张亮丽名片——论张之洞与武汉近代文教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影响

"汤浅现象"揭示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同时也有助于分析我国历代文教中心的转移。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步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文教中心也随之逐步南移。文教中心的转移既有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使然,同样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清末,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18年,推动了湖北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也促成了文教近代化,构建了领先全国的文教体系,使湖北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文教中心,并反过来推动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事业,促成近代武汉崛起以及当前四大文教中心的地位。当前,继承张之洞的历史遗产,进一步夯实武汉当今全国四大文教中心之一的地位,并为湖北武汉乃至国家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仍是今日后继者们念兹在兹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与学术主张

作为清末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不仅在实业救国方面卓有成就,在教育救国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张之洞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儒家熏陶,这对于他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处于近代社会背景下的张之洞,其所作所为无不以保国保种为目的,并为此提出了兴办教育、留学教育、拟定学制等教育兴国的学术主张。张之洞对于发展教育的所有主张,其落脚点都在追求效率之上。从现实角度看,张之洞做出教育效率优先的主张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这种见识和勇气正是张之洞在多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和浸润之下形成和树立起来的,符合张之洞本人的儒家情怀,更契合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萌芽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封建传统教育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他却能对培养职业技能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予以高度的认识,并且亲身实践,兴办了大量的各种门类的新式学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张之洞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张之洞的“官道”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他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做京官，属于“清流”（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一景，人称“青牛”，与之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大声疾呼,倡导翻译;译介政治小说第一人;提出"翻译强国"的著名论点;确立译书"当首立三义;"主张由日文转译西文;通过译介倡导"小说界革命;对佛经的翻译与研究;阐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因此,他不愧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倡导者和先驱者。     

近代中国有关“国际公法”中文名称之辨疑

本文对近代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们探寻欧洲国际法用名演变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对国际法名称的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更为妥帖的中文表达的主张。     

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演变

清朝末年,在社会结构颠覆、变革,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时期,近代翻译作为构建近代文化的重要工具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近代中国是翻译事业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发端于鸦片战争,发展于清末民初,下迄于五四运动,以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西学翻译和西方文化传播为重要内容,总体表现为:从官办翻译机构主导向民间译介力量转移的译著活动主体变化,西方实用自然科学书籍到人文思想社会科学领域的译介文本拓展,以解决方法论为中心的翻译思想争鸣和中国化翻译理论体系构建,其发展进程与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器物技术层次,到以"维新变法"为代表的制度层次,再到思想文化层次的西学东渐探索进程基本一致。     

经世致用:中国近代翻译文化意向的必然选择

回眸中国翻译历程,中国翻译活动经历了几次高潮,从早期的佛经翻译,到近代对西方的科技翻译、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及文学翻译,每一次翻译高潮都离不开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很强的功利倾向。中国近代几次翻译以每次翻译高潮中代表人物的翻译活动为点,对翻译的功利性进行了初步剖析和解读,旨在进一步拓展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研究。     

严复与近代中国之社会科学

作为中国早期海军留学生，严复是鸦片战争之后向中国系统介绍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曾被时人誉为“哲学初祖“和“新道德”的启蒙者。严复对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贡献，有人把他比作英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一生从事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研究与著述的边沁(1748～1832)，甚至说他是中国的边沁。应当说，自从有了严复，近代社会科学才在真正的意义上来到中国。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严复的启蒙和奠基之功是不可没的。     

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今何在

张之洞自1889年任湖广总督来到武汉．至1907年进京离开武汉，历经18年，除中间两度暂时署理两江总督两年多时间外。一直在武汉推行“湖北新政”，修铁路，办工厂，兴学校，练新军，使武汉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祥地，蜚声海内外的外贸大港及国际性城市。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对人权理念的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天赋人权的冲击,但新文化运动后,自然权利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渐渐减弱,"人性"或"人的尊严"等成为人权的根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权的理解经历了从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的转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还认为保障人权是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权利与义务具有对等性。儒家传统在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可以为中国文化吸纳现代人权思想提供有利的思想资源。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政策的影响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内存在差异,而内在的连贯性则是始终如一的。引发其西学态度产生变化的因素来自于当时国内外大背景的变化,而其内在连贯性则体现在对西学认识扩大和内涵理解的深入。系统梳理张之洞的西学态度演变及其对晚清政策的影响,从其西学态度的变迁,探究清末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同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竞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     

从对“以太”的不同解读看中国近代哲学家的哲学思维

十九世纪末,“以太”概念开始纳入中国近代哲学家的视阈,他们纷纷对其做出解读。康有为把“以太”说成“仁”;严复把“以太”说成“气”;章太炎把“以太”说成“阿屯”;孙中山把“以太”翻译成“太极”。中国近代的哲学家直接把“以太”这个原始物质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折射出中国近代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各自的哲学思维方式上,根源于中西方对自然科学的认识。     

近代国人对外来新语汇的“迎”与“拒”

<正>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也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连清末科举改试策论的卷子中,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1]。面对外来新语汇入华大潮,中国的士子、庶众或乐于迎受,或愤而拒斥,甚至同一人既迎且     

近代汉语“休”之语法化探因

汉语学界对近代汉语句末语气助词“休”的语法作用一直有多种看法,分歧明显,悬而未决。本文通过对多家意见的分歧关键点进行剖析论证,并对“休”的语法化过程及语法化原因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正确的指出了“休”的语法作用是由作动词的“休”语法化而来,其语法化的原因是：1、句法位置的作用;2、词义的虚化及重新分析;3、“休”前谓语动词的泛化和谓语结构的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