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     

刑事案件量刑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从量刑机制的视角考察,应当将少年司法中广泛适用的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引入到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同时有必要建构量刑听证制度;应当加强对被害人一方量刑意见的征询,在量刑中确立刑罚易科制度。在具体个案的刑罚裁量中,要密切关注被告人经济状况与罚金刑的适用,弱化被告人赔偿及被害人谅解对于量刑的负面影响。此外,对以"民意"为主要内容的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案件裁量的消极作用也要引起足够重视。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涉恐犯罪刑罚政策的理性反思——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司法适用经验为视角

作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理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但涉恐犯罪的刑罚适用不能僭越罪刑适应的比例原则,单纯从反恐的刑事政策出发一味从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涉恐犯罪的加重处罚条款,因为不考虑被告人的人身特质与犯罪的危害程度,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仅面临量刑裁量权滥用的质疑,更无法有效实现对涉恐犯罪的打击与震慑。这种司法适用经验,对已经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具有相当现实的参考价值。     

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罪名体系的立法构想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缺乏系统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需要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笼统的罪名处理案件,这极易导致定性不准、量刑失衡。我们应当针对环境要素增设相应的罪名以严密我国的环境刑事法网、控制犯罪。     

生态环境犯罪恢复性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基于甘肃省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恢复性司法注重对因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补救与修复,将该机制应用在生态环境犯罪治理领域符合刑法轻缓化的大趋势,有助于修正传统刑法“重刑罚,轻预防”的理念在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的不适。本文以甘肃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成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修复上功不可没,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因法律依据不足所产生的法律定性不明确;适用范围狭小导致其功能发挥受阻;恢复措施单一而未能实现生态环境的整体修复以及执行监督缺位引发的履行效果不理想等困境。鉴于此,应当通过立法补足法律适用的依据;扩大案件适用范围,提高适用数量,将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丰富恢复措施,对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性的恢复以及构建监督机制,最终实现生态恢复性机制的有效履行。     

盗伐樟木应如何正确定性

编辑同志:村民李某以房后两棵他人所有的樟木影响其房屋光线为名,秘密将这两棵樟木盗伐。经查,两棵樟木体积达６５立方米,已构成数量较大标准,应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两高《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伐林木罪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本案中李某无非法占有目的,只是为了房屋的采光,请问,对李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江西钟元斐钟元斐同志:从本案的情况看,如果该樟木属于珍贵树木,则可根据刑法第３４４条的规定,以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该樟木不属于珍贵树木,李某又不是以…     

论死刑的再次慎用——以发回重审案件为视角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私分国有资产罪司法运作中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量刑司法实践中存在变更起诉罪名率较高、违法所得处理不统一、缓刑适用率偏高等三大问题.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才能规范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大学生犯罪处遇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大学生犯罪司法处遇中适用的依据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下大学生犯罪的司法处遇措施主要包括非犯罪化措施、非刑罚化措施和非监禁化措施三个方面。     

不履行防疫义务行为的刑事责任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拒不履行防疫义务导致新冠病毒传播扩散的案件,在具体认定时,存在司法适用不统一的情况。为此,"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适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的情形。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更加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犯罪主体范围、主观认知、客观危险状态等方面严格把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标准,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范围,为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路径

"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犯罪现象并不减轻甚至存在趋多走向."[1]而我国的刑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严厉的,学界对刑罚的轻缓化基本持可定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立法上的轻刑化,而忽略了在刑事司法事务中的轻刑化.罪行法定原则的核心主轴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这就需要我国确立软化的罪行法定原则,限制法官入罪的自由裁量权而富于法官出罪或轻刑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刑法的实质解释,在实践中适用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事由,从而实现刑事司法实务中的轻刑化.     

刑讯逼供罪

刑讯逼供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即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目的。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工作秩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行为。刑讯逼供指采用肉体刑罚（如捆绑、吊打）或肉体摧残（如冻饿、曝晒、不让休息）等,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体或精神上的折磨,以达到通取。供的目的根据《刑法》…     

两个刑事个案引发的法律解释方法之思考

刑法担负着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双重使命,刑罚的适用必须在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处刑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建立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正确的解释法律领会立法精神是建立这种价值均衡的前提。本文通过实例阐述对刑事个案的法律解释方法关系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确定,最终影响定罪与量刑,实际上关系到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     

刑罪关系导论

作者在该书《引言》中说 :“犯罪和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犯罪和刑罚是基于对罪与刑之间关系的某种认识。然而在刑法学中 ,刑罪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 ;人们对刑法的研究 ,通常是在确信犯罪必然受到处罚 ,刑罚可以遏制犯罪的前提下进行的 ,总是在对刑罚与犯罪某种自在关系深信不疑的命题下讨论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 ,分析犯罪的性质、形式、个数和形态 ,论证刑罚的种类、目的和适用方式等问题 ,而对这一前提本身并不作专门的、系统的讨论。这样 ,刑罪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中的一些问题 ,就不能在刑法学中得到回答。”…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功能及完善

罚金刑具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功能,与各种刑罚共同实现刑事司法中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但是,在具体的刑事执法过程中,罚金刑案件在罚金刑适用中容易导致不公正等诸多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审判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进而促进我国刑事司法顺利进行。     

析贷款诈骗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贷款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诈骗贷款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并愈益严重。同时,贷款诈骗犯罪呈手段多样化、智能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常常涉及到对该犯罪的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主体范围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如何理解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运用刑法理论,结合刑法的规定,对有关贷款诈骗罪的司法适用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部门办理此类案件有所帮助。     

论毁林犯罪及其相关犯罪

新刑法将毁林犯罪规定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增加了毁林犯罪内容 ,不仅保留原刑法的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新增了保护珍贵树木有关条款。加大了对毁林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加重法定刑的同时 ,将附加刑改为强制性规定 ,增加了管制刑 ;犯罪主体扩大到了单位 ,不再局限于自然人。毁林犯罪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目前存在的问题有 :滥伐林木罪的法定刑问题 ,明知持有违法发放的采伐许可证而进行采伐的罪与非罪问题 ,毁林开垦、采石、采砂等行为的刑事处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