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 ,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 ,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制度虽有设置 ,但不够明确和完善。我国应明确建立并完善控辩双方的证据直接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应适格适度 ;辩护方应同控诉方一样负证据开示义务 ;证据开示应有保障性措施。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 ,其核心在于控辩双方庭前交换其证据 ,实现信息互通 ,明确双方争执焦点 ,平衡双方利益 ,使双方平等武装 ,提高诉讼效益 ,使公平正义的理念得以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可借鉴英美法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制度应包括原则、主体、范围、时间、地点、提起方式、具体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 ,以使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     

试论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现代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实质化的必备程序,作为法治国家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中的一项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建主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由１．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２．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运作方式;３．证据开示的工作制度、保障机制及监督等三部分内容构成。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在对抗式诉讼中是确保对抗式诉讼程序公正进行的有效手段之一。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还有待逐渐完善,以实现我国立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中美证据开示之比较

证据开示是抗辩式诉讼的产物,控辩双方在对等条件下开示证据,防止证据突袭,实现平等武装。97年《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了证据开示,但证据开示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立足于中关之间证据开示的比较,借鉴美国证据开示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证据开示的方式、范围、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以适应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     

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自1996年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先进制度后,我国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并对证据开示制度引入刑事诉讼领域的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和探索。鉴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应从刑事证据开示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后果几方面来建构。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是刑事诉讼永恒的价值目标,是衡量刑事诉讼模式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实现我国刑诉法的价值与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思考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开示是与对抗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对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突出了庭审对抗性的情况下,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意义重大。欲构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必须对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时间、方式和司法保障诸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之一。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是诉讼效益和公正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我国庭前证据开示的原则、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违法制裁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经常互相实施“证据突袭”,这一现象妨碍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因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刑事再生证据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再生证据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原生证据的收集和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何为刑事再生证据、其功用何在以及如何认识其法律地位和效力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立足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状,澄清有关刑事再生证据的一些理论问题,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对比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 ,应定位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概然性 ,就可提起公诉。同时 ,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 ,对重罪案件 ,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 ,即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便可提起公诉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移转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原则上应由司法机关承担,但随着诉讼的进展,在特定的条件下,局部的证明责任将由司法机关移转至被控有罪的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转移的规定适用于被告人辩解其不在犯罪现场或不具有作案时间等八种情况.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刑事证明主体浅析

证明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主体问题是刑事诉讼证明的首要环节,因此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由于一直受到片面认识论的指导,使得证明问题与查明问题互相混淆,进而导致刑事证明主体的认定范围也过于宽泛,文章从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角度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刑事诉讼中图像电子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成为主流,因而应对这种与传统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新兴证据形态,必须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全新的探索。图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为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缺失与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反思

控辩对抗关系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对确保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尚有缺失,应转变观念和完善立法,重构一种适合国情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