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立法比较与借鉴

职务犯罪作为理论上的一类犯罪，历来备受社会关注。对中外职务犯罪立法进行比较、评析，并予以吸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为有效惩治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职务犯罪秘密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域外各国职务犯罪秘密侦查的立法情况及其基本特点,给我国职务犯罪中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排除职务犯罪不能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观念;二是要通过立法明确授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三是要严格适用条件;四是要建立对秘密侦查手段使用的监督体系。     

论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及立法完善

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是根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因而对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和其立法完善进行研讨,不仅是发展和完善我国刑法关于职务犯罪理论的需要,也是惩治腐败,有力     

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

合理配置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必须从我国宪政体制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职务犯罪的特点和侦破职务犯罪所需要的条件.由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有其内在的合理根据,既是我国职务犯罪监督的传统,也是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的划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安、检察管辖中的互涉案件,以及与职务犯罪侦查紧密相关的其他刑事犯罪应当统一由检察机关侦查.     

论职务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

职务犯罪存在相对独立的特别自首制度 ,这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通例 ,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行刑事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典应将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定性为独立自首制度类型。在职务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与其他自首类型竞合的情况下 ,应选择适用总则或分则的规定     

论我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笔者通过对我国职务犯罪研究后指出,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职务犯罪的形势及其危害,并提出了自己在对职务犯罪预防上的一些建议:客观看待犯罪形势;切实完善相关制度,注重预防实效,制定统一预防立法,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职务犯罪轻刑化立法对策论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存在轻刑化的问题.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本文从职务犯罪轻刑化判处的现象出发,重点探讨其立法方面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职务犯罪主体之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最全面的国际公约,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职务犯罪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揭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我国职务犯罪主体进行反思和重构,以利于实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     

试述税务职务犯罪的立法演变

税务立法是国家有效税收的根本保证,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税务职务犯罪是对税收秩序的严重践踏。国家为了维护税收管理活动的有序性和保持国家公务的廉洁性,就必然对其中的一些行为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惩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税收立法从1979年至今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兼论足球“黑哨”的定罪处刑

职务犯罪的主体在我国通常指国家工作人员.如何通过国内外关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理论及其立法分析对职务犯罪主体从身份和行为两方面分别加以界定,是法学工作者面临的现实课题.将职务犯罪主体范围进一步明确化,将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加以严格区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试论我国商标犯罪中的商标范围

对商标犯罪对象的甄选 ,反映了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立法时的犯罪态势以及立法者对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目前我国刑法中商标犯罪的犯罪对象均为注册商标 ,对未注册商标不予保护。在注册服务商标的保护方面 ,我国刑法仍然存在漏洞。借鉴WTO规则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国商标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扩大商标犯罪之“商标”范围。但同时应注意刑事司法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 ,不能超越刑事立法任意扩大犯罪圈。     

刍议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纵观当今立法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洗钱罪进行立法完善：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所有的严重犯罪;明确洗钱罪的主体包括上游犯罪本犯;间接故意和过失也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修正洗钱罪的客观要件;将洗钱罪归属于“妨害司法罪”中;适当加重洗钱罪的刑事责任。     

金融附属刑事立法问题研究

在高新技术浪潮与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结合下,金融犯罪活动也日趋猖獗.我国现行刑法明显无法跟上犯罪类型更新的步伐,而金融行政立法尤其是大量的法规规章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又令人质疑,因此必须厘清上述条款性质,有针对性地将之与金融刑事立法衔接,才能真正起到金融犯罪的惩戒效果.     

当代刑法溯及力原则的考察--试对新刑法第12条理论重构

刑法的溯及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权保障 ,是相对罪刑法定精神的体现。肯定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的基础上 ,引入外国立法例阐释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溯及力的立法。     

试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被写入我国刑法典,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对今后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在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的倾向。因此,合理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     

单位犯罪的范围探析

承认法人犯罪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但是各国关于法人犯罪范围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的范围 ,然而由于单位犯罪的立法过度超前于理论的发展 ,致使确定的单位犯罪的范围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其不合理性也日益突出。单位犯罪的范围应当符合单位的性质并且应为“习惯”或社会一般人的通常观念所认可     

共同犯罪的转化犯问题研究——以转化型抢劫为视角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形态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如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共同犯罪中的错误认识、共同犯罪的未遂以及竞合，但是学界却忽视了共同犯罪中的另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犯罪形态——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共同犯罪中的转化犯是转化犯在共同犯罪中的特殊表现形态。现行立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造成了定罪与量刑上的混乱。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研究

当前受贿型渎职犯罪高发频发，对其并罚还是单罚，理论界分歧较大，司法实务部门也颇感困惑，严重制约了该类犯罪的查处。如何处理受贿型渎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司法难点问题，如罪数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定位；“收受他人财物”在渎职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等。依据罪则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受贿型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数罪并罚。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试析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诈骗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备要件,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诈骗违法行为、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