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论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所作的分析

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治理,人类社会的法治必有一个"重叠共识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这是一个"薄的法治"概念,利用它,我们可以明确法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难题;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与各种社会理想、不同文化传统、多元价值目标兼容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可能的方案.上述二者都是当代世界,包括中国法治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本文采取一种以全球化视野对法治概念进行思考的方式,目的在于澄清法治问题之所在,其终极关怀在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考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超越了法律斗争论、工具论和政策论的话语体系,表现出从"革命到改革"、从"左右之争"到"古今中西之争"的演进轨迹。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法要以权利为本位"、"法学需要质变式改革"到法律文化论、法律移植论、本土资源论,三十年话语流变史艰难曲折地从法学之外走向法学之内,最终确立了法治国家话语主导权。在学术理路、发展内涵和思想渊源上,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从外在分裂走向内在统一;从"批斗封建文化"到"文化热",走向"以文化作为方法";从"排斥西方"到"接纳西方",走向"反思西方",其中也透射出中国法学乃至国家法治走向成熟的希望。     

儒学,两千年后的法治光辉——刍议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法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居于核心地位,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追求,其目的正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本土文化中的经典儒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以探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的意义,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儒学也得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内涵。     

法律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郝铁川新著《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

儒学在未来的中国社会里能够复兴吗?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法律文化能象古代罗马法哪样,成为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吗?多年来学术界见仁见智,争论不休。郝铁川的新著《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比较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儒学法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 全书除序言之外,共有八章。序言“市场经济呼唤法律文化的更新”表明了作者研究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即:它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无病呻吟,而是有感于观念落后于现实的状况而作。第一章“儒家思维方式对当代中国立法技术的影     

市场经济与法律文化的更新──评郝铁川《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

市场经济与法律文化的更新──评郝铁川《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殷啸虎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所谓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儒家先哲所设计的政治经济制度，...     

《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

根据<黄帝四经>的记载,黄帝创造和传播了法治与德治及个人自由的观念;而且自黄帝始,这些观念就已出现在中国社会.本文先将源于黄帝的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理论熔为一炉,强调黄帝的思想与实践构成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基础.之后将西方的科学观念概括为"万物皆为信息".因信息学认为比特为万物的本原,而物理学认为反熵导致了秩序和生命,同样,黄帝倡导的"先予后取"原则就是人类秩序的本原.最后,本文揉合中国思想与西方的科学观,凝炼出黄帝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这个体系奠基于"先予后取"原则,取就是熵,予就是反熵.在人类社会中,反熵组织创造和分配了秩序,因此可以将其表述为所有可欲物的创造和分配都是取(反熵)与予(熵)之间的交换.就向所有人更公平地创造与分配可欲物而言,反熵运行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强大、最有效率的体系.具体讲,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体现为五条天命:仁、义、权利和义务一体、杨朱六大自由、一个管制而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更具体地涵盖四个部分:商鞅关于法治的科学观、孔子提出的互惠正义与道德黄金律、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的"为我"思想以及"六感"基础上的六大自由.在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反熵机制,通过它能产生充足的可欲物,增加每个公民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更好地创造、再创造、分配、再分配所有的可欲之物,更加公平地分配已累积的财富、仁爱、力量和正义.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应基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进行反思,为此提出问名、问需和问策这三个"时代之问"."问名"即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之问,"问需"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之问,"问策"即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之问.就名称而言,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或"(计算)数据信息+法学",而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从内涵来说,人工智能法学需要探讨"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这两大维度及智慧法治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法学应贯彻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和新文科建设的内部整合.未来我国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以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方案.人工智能法学始终是"面向人"的研究,其实质是"AI+HI"(人工智能+人类智慧),它永远是且只能是"以人类为本".     

论贾谊的法律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今天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取路径的意义,极其恰切。纵观贾谊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二者应属于相同的历史相位。无论是今日法治建设的现实环境抑或是时代背景,亦不论外部环境或是"国际"背景,今天与贾谊所处的时代多有类似之处。贾谊于汉初之时,看到先朝因先进的制度而统一天下,因而主张刘汉王朝"重法";同样,他从秦亡的教训中又看到仅仅依靠法律,很难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故而提倡"隆礼";针对汉初内部社会矛盾,积极主张"削藩"、"爱民"。今日之中国,与贾谊所处的内外矛盾的时代背景,再现惊人的相似一幕。中国若恢复威服四海的泱泱之势,必以先进的法律规制社会;但又绝不可"言必称希腊",应在法治建设中回归中国法律文化,重视中国的民族传统。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无不需以法治之。所以,中国法治建设应该重视贾谊法律思想对当代的昭示及镜鉴意义。     

论韩非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倡三者并举。但历史经验证明,仅重视"法治",并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思想逐渐被重视从而走向礼法结合,这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有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

法治文化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兴起的百年中国的法治文化大潮,依次涌现出了三股此起彼伏的波澜。法治文化的第一波,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国家主义法治理念,其核心价值是国家富强。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其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2006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超越于国家主义法治理念与自由主义法治理念的法治文化形态,代表了中国百年法治文化的第三波,其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百年中国先后兴起的三波法治文化大潮,其演进规律,恰好体现了百年中国的法治文化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辩证法。     

“一断于法”方能建威立信

时下许多人"信访不信法",其实质是法律权威缺失,司法裁判不具有终局性;其要害在于人治的司法大于法治的司法。所谓"司法无信,焉能信之",前一个信为诚实而不欺;后一个信为可靠而不疑。当司法者不能排除干扰"一断于法"时,人们只能敬而远之。此乃司法之不幸,更是国家之不幸。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此不正常现象必须得到纠正。     

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其"德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道德与法治的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能从这一思想中得到启示。     

征稿启事

在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下,《法学杂志》多年来被评为"中国中文法律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CLSCI)来源期刊"。本刊秉承"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建设"的办刊宗旨,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和特色。近年来,我刊不断创新,坚持质量是刊物的"生命线",打造精品,出"升级版",出成果,出人才;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     

阻隔人治:法官职业素养是公正司法的保障

法官拥有特有的"技术理性",优越于行外人之治,是公正司法的基本保障。相对于政府推动、民间推动,法官将成为推动法治的"第三种力量",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提高法官职业素养,将会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最直接的突破口。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法官本身的特殊素养着手,对职业素养的内容和范围、职业素养的特征和优点、职业素养的价值和作用、职业素养的立体构建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寻找法治与人治的藩篱所在,以解释法官之治为什么不会走向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