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回心”思维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

鲁迅早期思想呈现出强调“主观之内面精神”的“主观主义”倾向,日本学者竹内好结合鲁迅十年沉默期的生存体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心”说,极大影响到此后鲁迅研究的格局.但是,只有把鲁迅的这一思维范式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准确辨析和判断出它的时代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回心”思维催发了现代意义上“个”的诞生,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质.     

那些"不舒服""不适应"的类型及特征

根据干部的认识水平和行为表现,可以把干部的“不舒服”“不适应”类型归纳为以下几种:“面具型”干部和“走秀型”干部,表态多、调门高,实则行动少、落实差,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懒惰型”干部和“佛系型”干部,对新形势、新变化和高标准新要求认识不到位,思想懈怠,习惯于“等靠要”;“焦虑型”干部和“蛮干型”干部,因能力不足或对工作过于自信而致工作方法不得当,达不到上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     

"家文化"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中国的“家文化”源远流长,对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广泛深远。“家文化”理念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家文化”理念在处理个体与集体、责任与权利的关系上具有独特的内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的不断破解

以史为鉴知先替。政权兴亡的规律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和权力阶层都深长思之的问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共三代领导人对之都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首开“民主新路”,并以人民为本位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晚年在民主的形式和实现途径上出现了误区;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民主探索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民主法治”论;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破译。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

“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在学习和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建设“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他们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问题时,闪现了若干新思想火花。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什么‘神’”,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在的情形”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等。但是,他们在阐述对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见解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些思想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科技活动中的“死谷”现象：日本的对策及启示

在科技活动中,"日本型死谷"现象与美国的"死谷"现象出现有不同的产生原因."日本型死谷"现象是日本企业对新的研究开发模式转换不适应的表现.为此,日本企业采取了在识别市场新需要或潜在需要上下功夫、在技术经营上下功夫和构造新的知识关联体等对策."日本型死谷"现象的出现及应对对策对我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和”文化规定着中国外交始终把“和平”作为基本国策,它不仅铸造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其精神的发扬光大和现代运用也为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指导。“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彰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规范和国际行为的可预期性。     

论新型城镇化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意义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该文在分析“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意义.     

"抗疫情"与"保民生"两手都要硬

大疫如大考,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要破解局部性失衡困境,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发展“新业态”“新零售”,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战争,答好疫情大考的“民生卷”。     

浅议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注重政策出台以后,如何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划分为三个流派“:自上而下”学派,“自下而上”学派和“首长——职工”学派。要想成功地实施一项公共政策,就必须重视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创新之举——对"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调查与思考

建设新农村,关键在人才。“大学生村官”计划突破了农村干部选用的常规模式,是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创新之举。“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增强了农村村级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激发了农村村级组织的生机与活力。要建立健全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选拔、培养、管理和监督机制,推进“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加强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探索建立和完善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长效机制。     

论文化的"形神"结构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

以中国哲学史、文论史为据,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可将文化的生命结构概括为“形”与“神”的统一。文化其“神”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附的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的表现,是文化其“神”的载体。形神共俱,质用一体;形以寓神,神以主形;形毁神灭,神丧形败。因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方法论是,既要保存和保护好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之“形”,包括规范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继承传统节庆,保护文物古迹等;又要利用和创造出现代的文化之“形”,并使传统文化之“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实现传统文化其“形”与其“神”的现代统一。     

“修宪”与“护宪”：1950年代前后雷震的“宪政”思想

台湾现行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内战前夕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对其态度也明显不同。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一直图谋“修宪”扩权。雷震作为最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坚决反对。他认为宪法之本在于自由民主;“中华民国宪法”总体上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一部值得维护的“宪法”;其暴露出来的体制设计缺陷,不在于没有贯彻“全能政府”的理想,而在于未能完备确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尽管如此,只要有落实“宪法”的诚意,在实践中可以得到纠正。他坚持“宪法”的实施,“护宪”和“修宪”固然都有必要,但“护宪”比“修宪”更重要。他本人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为维护“宪法”尊严作出了不懈努力,并付出了沉重代价。雷震的“宪政”思想应该值得当代台湾频繁推动所谓“宪改”的人士回味和反思。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与港澳政治发展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家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之路,为港澳的繁荣稳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新世纪里,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一国两制”构想下,尽快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变堵为疏把握主动努力做好首都公安新闻舆论引导工作

公安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首都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首都公安新闻舆论引导工作要变堵为疏、把握主动,坚持“五说”原则,即“多说”、“重说”、“快说”、“慎说”和“驳说”。     

蒲松龄与藻绘小说

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后,在文言小说创作中形成“摹蒲”趋尚,名之为藻绘小说,然对藻绘小说的艺术个性及借鉴意义未得深究.从以蒲松龄为代表的思想“有意”与艺术“有意”,探讨了藻绘小说在小说叙述观念、风格上与“他类”文言小说的本质区别,以及在小说语言、情节、人物等如何运用小说的技巧及经验原型,突破文言的容受性,使文言小说成为一个具有组织性的架构的价值意义.     

“保钓运动”中的暴民文化——以“蔡洋事件”为例

在2012年的“保钓运动”中,国内短时间内爆发的爱国情绪让世界震惊,同时“保钓运动”当中出现的个体或群体性暴力事件也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普遍关注.本文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蔡洋事件”和其背后反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层次解读.     

把干部的"不舒服"转换为百姓的"更舒心"

当前部分基层干部的“不舒服”折射了从政心理和公仆信念、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政治生态和干群关系的某些变化。基于正确的苦乐观、知行观、官民观,干部“不舒服”的积极方面是“不敢懈怠”“舒卷张弛”“服务群众”。从寄情于民、思之于民、为之于民等方面增强本领、转变观念、改进作风,可以把干部的“不舒服”转换为百姓的“更舒心”。     

陆游作品的“重农”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陆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在他的传世之作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含有“农”和“村”字的诗歌与散文,这些作品都体现了陆游的“重农”思想.正是陆游的“重农”思想,使他一辈子关心农民、情系农村,为当今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若干启示.     

现当代文学分界问题之我见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比较传统的说法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近年又有人提出了1937年的“抗战爆发”说和1942年的“延座讲话”说。本文认为,还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为宜。因为第一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开创未来,本身就具有界碑意义;相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文代会真正将党的文艺政策贯彻到了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还设立了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文艺机构,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