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理论分析与法律界定

劳动法上的所谓劳动者,乃是达到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或限制行为能力,具备一定的智识或技能,有就业欲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用工者依法订立用工契约,通过独立向用工者有偿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接受用工者的纪律和管理,参与到用工者指令要求或按照约定要求的内部生产协作过程中从事相关活动,以此与用工者形成人身隶属和管理关系,并由此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的自然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法的发展及完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劳动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具有同民法等部门法同等的重要地位,它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劳动法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着力回顾了劳动法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现阶段劳动法的发展成就,从中也探讨了其不足之处,最后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以期为我国的劳动法能紧紧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向前发展。     

关于我国劳动法对低阶劳动者保护现状的思考

我国劳动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人多岗位少的现状决定了实质上的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导致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真正得到实现。近年来损害低阶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时有发生,劳动法在当前这种人多岗位少的现状下究竟怎样才能切实维护低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将结合有关案例探析我国劳动法对低阶劳动者的保护现状思考和探析。     

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改革中,制度化的"工人"逐渐弱化,契约化的"雇员"迅速强化,劳动者身份认定以"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分步入司法实践,却出现了法律制度上的劳动者与社会观念上的劳动者错位的现象,劳动关系理论的偏差与劳动者理论的缺失凸显出来。从域外理论发展来看,无论从属性理论,还是独立合同人理论,均不拘泥于合同形式;无论经济上的从属性理论,还是半依附性理论,均着眼于探究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且不断纠正制度与观念之间的偏差,并有放宽劳动法上劳动者之趋向。深究从属性或依附性的逻辑可见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本质为工人(产业受雇人)。厘定我国劳动者从属性理论,应该祛除合同理论的干扰,把握劳动者的本质,进而在具体的就业制度、劳动合同制度以及劳动程序制度中塑造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浅论劳动法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为核心的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旨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未定和谐的劳动法律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实践中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现象的频繁发生,暴露了我国劳动法的缺陷与不足.本文指出要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就亟需针对劳动法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以完善,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定位的转变与劳动者、劳动力理论的更新

劳动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关系中的主、客体理论,即劳动者理论和劳动力理论必须更新。首先,必须正确区分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和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合理限定劳动关系主体的范围;其次,必须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确立它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地位。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让劳动者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由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和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法》确立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通常概括为“一调一裁两审”。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维持“一调一裁两审”基本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对局部程序进行了“手术”。作为一部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法，一些新的变化应当引起劳动者的高度关注。     

六十年来我国劳动法的发展与展望

建国60年来,我国劳动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残缺到完善的历程。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更加丰富和健全了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今后我们应在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原则指导下,尽快制订出《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等相关法律,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法国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现代法国是一个劳动立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法国劳动法历经漫长的探索之后日臻成熟。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于我们发展和谐社会,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大有裨益。     

劳动法调整对象再认识与劳动法学科重构

随着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发生,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也由以往主要局限于个别劳动关系调整,转变为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劳动关系调整为目标。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劳动法的作用,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出发,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的对等性,来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协调性。与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治的集体化转型相适应,中国劳动法学科理论基础和结构体系也需重构,构建一个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中心的新的劳动法学科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劳动法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问题与出路：对我国劳动刑法出场形态的慎思

劳动刑法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冷落于中国现行刑法之中,这种冷落与中国当前劳动刑法实践中理论研究薄弱、行政干预频繁、法律体系缺位密切相关,由此导致了刑法介入劳资关系的扭曲与变形,无法合理组织对劳动犯罪的反应。基于劳动刑法不同于传统刑法的特别属性,劳动刑法在中国出场之时主要应该实现：对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去犯罪化与轻刑化,对劳动者个体犯罪的适当非犯罪化和轻刑化,以及对雇佣者劳动犯罪的合理犯罪化和重刑化。     

劳动刑法若干问题研究

劳动刑法是西方国家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无论是从劳动刑法存在的现实基础,还是从劳动刑法的研究对象、内容、目标以及基本结构上分析,均可认为劳动刑法具有独立的刑法学分支学科地位.人类社会发展表明,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因此,保护以基本人权为外壳的劳动法益,应当是劳动刑法存在的起点与终点.基于有效、有力保护劳动法益的需要,我国亦应从"大刑法"中分解出劳动刑法,专门对之进行系统化、理性化的研究.     

劳动法治视域下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法理求证

以劳动法治为视域展开的分析与建构,已经成为劳动刑法研究的全新思路和有效实践,这是劳动刑法跻身于现代刑法之列、彰显其重要功能、明确其罪责模式以及揭示其本质的学术生长点的重要促动因素。在劳动法治视域下,劳动刑法研究不仅试图重新考虑刑法介入劳资关系的边界与模式,求证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法理基础,而且它更想让人类从一个全新视角来理解劳动刑法制度的形成、功能及罪责结构,进而认识中国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内在机理。     

从就业保障权看我国劳动法

就业保障权是我国宪法保护的工作权的衍生权利。国际法对此权利的丰富内涵已有明确的标准。以这些国际标准为基准,分析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就业保障权的保护程度,并分别从反对任意解雇,限制固定期限合同,提高就业能力三方面对劳动法条文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     

劳动法之竞业限制问题探析

竞业限制分为法定竞业限制或禁止和约定竞业限制或禁止。我国劳动法尚无明确的竞业限制条款，而《劳动合同法》对竞业限制进行了专门规定，具有很高的立法价值，但是，还存在“法定”与“约定”之争，没有体现出违约金补偿的性质。偏漏了劳动关系存在时的竞业限制义务。所以劳动法对竞业限制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劳动法与小企业的优惠待遇

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其他劳动立法统一适用于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做法值得商榷。应充分考虑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自身特点、特殊要求以及劳动法的实施状况，对它们在劳动法上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境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劳动法都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豁免或差别待遇。借鉴境外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个体工商户、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股份合作企业在劳动合同解除、劳动规章制定、社会保险方面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以减少小企业的负担，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并促进劳动法的真正实施。     

从"自由"到自由:劳动法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

平等自由的法理念在劳动法上的实现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劳动者的自由权因为劳动关系的从属性而在合同法的框架下被消解殆尽.严格限制甚至剥夺劳动者的自由是当时资产阶级朝野的共识.然而,这样的法律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资本主义政府逐渐认识到,"正义"在劳动关系中的实现不能简单依靠劳资双方的个别自由谈判,它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劳资团体力量的相互制衡.劳动法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虽迥异于西方国家,但劳动法理念的缘起与制度变迁的理性脉络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外国法查明中的专家侵权责任研究

外国法专家因过错出具错误外国法意见并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依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外国法查明错误造成的损害，既可以是财产性损害，也可能是非财产性损害如精神损害。只有当外国法专家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专家应当赔偿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出具外国法意见的专家，不得通过约定预先排除其过错责任。     

论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困境及对策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价值目标是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但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的抵制、规避行为,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地方政府、工会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导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为此,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促进企业自觉维护职工权益,并完善《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配套制度,落实政府与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