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组织审批权分析权力配置和简政放权

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权力下放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调整和分配。结合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寻求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的配置会寻求法律法规及其原则的支持或者得到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授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对权力配置的改革进行政治风险与社会压力的权衡。这种法律与政治的博弈是影响地方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力量。这对新时代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层级政府之间与部门之间权力配置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行政权力的重构与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我国行政组织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行政组织法在纵向配置与横向配置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从纵向角度彻底解决权力配置中所存在的问题,须对我国行政权力进行重构,引进法律分权;从横向角度须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监督部门与咨询部门的独立地位,对重大事件实行跨部门合作。     

内生主体性诉求：现代行政法的演变与糅合

现代行政法理论认为,古代行政法赋予行政机关以管理社会的权力,近代行政法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扩张,现代行政法促进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平衡。由此,行政法的发展可划分为＂管理法＂、＂控权法＂和＂平衡法＂三个阶段。从行政法的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政府与人民关系由不平等逐渐走向平等的发展趋势,而行政法的演变正是为适应不同时期政府与人民关系而做出的自发调整行为。     

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的理论与体制构建思考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政府的调控作用有时更大。政府又是一个层级多的大系统,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往往因要解决当前问题热衷于做增长的＂投资人＂,并且逐渐形成以行政辖区为范围的经济体系。不同地区的经济体系之间的交易需要平等的市场来配置资源,可地方政府这种特殊的＂投资人＂却偏好借助行政指令来实施配置,于是市场机制与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指令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引发区域之间的协调困难,因此,需要构建新的以国民公共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体制。     

江苏建立权力清单管理制度

最近,江苏省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在全省开展行政权力清理、建立权力清单管理制度。基本要求是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围绕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层级、部门之间关系,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能力为核心,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将行政权力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论我国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

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垄断包办或推卸责任,都不是政府在教育行政管理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调控＂与＂放权＂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在＂作为＂和＂不作为＂之间发挥最好的功能。     

垂直权力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垂直权力的有效配置。
　　垂直权力的配置是指在权力系统中各个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行使。其主要有两种形式：垂直权力的分化和垂直权力的整合。垂直权力的分化主要是指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纵向的划分以实现政府的目标。垂直权力的整合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对各层级政府进行协调与整合，权力分化给各层级政府后，各层级政府要完成组织给予的任务时并且在完成任务时达到统一，通过对各层级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协调，使权力机制能够良好地运行。     

市场还是政府:交易成本的选择

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产权保护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制度基础,抑制政府机会主义是提高产权保护效率的主要途径。     

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管理

不受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我们在研究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时，必须关注和研究对政府的制约和管理。管理行政学与行政管理学并驾齐驱，才构成社会的有序和均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从不同的方向上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和回收进行连续追踪控制，才会使社会公仆永远听命于社会主人，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政社互动：太仓的探索与实践

太仓市着力推进的政社互动,基本定位是市、镇两级政府和村居自治组织之间的互动衔接,目的在于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政社互动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实现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归位;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的提升,实现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承接互动;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政府体制改革中的“托管模式”研究——以西安市沣渭新区管理机制建设为例

托管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在管理体制改革中探索出的新的权力配置方式,该模式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市沣渭新区运用该模式建立了新区管委会扁平化的二级管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样本价值。这种体制上的创新为我国在行政权力配置方式上提供了新的选择方案。     

我国警察权再配置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作为典型行政权的警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既有的警察权配置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文章从对警察权的性质和既有配置规则的分析入手,提出了警察权再配置的立法构想。     

从社会管理创新看民间社团的开放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总要过群居的生活,结社、组团就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化行动,故民间社团的产生具有先在的合理性。社会管理的实质是维护社会自身的秩序,开放民间社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在于激发社会内部的活力,减少外部干扰,这些都涉及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和行政职能的调整。     

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与当今行政法治的发展趋势不协调,也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实践需求.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赋予法官处理行政纠纷的调解权,使调解活动合法化.并非所有的行政纠纷都可以适用调解,界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着重要明确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的类型.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行政区经济消解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现存行政管理体制促成了行政区经济,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作用,形成三方的协同共进。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基于政府内部行政权力划分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运行。表面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主要立足于政府内部而展开,但政府并非真空存在,其与市场、社会有着重要关联。消解行政区经济,必须借助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政府、社会与市场之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语境下,政府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论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公民权保障

行政执法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政府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处于势力不对等的状况之下,没有权力制约的行政执法常常会侵害公民权利。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政府部门规范行政执法,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础,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是对行政执法权力的制约机制,对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公民权的保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在分析行政执法责任制中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基础上,就如何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论中国行政战略体系下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必要通过行政战略来推动全社会发展。在我国,现行行政决策机制存在一些尚待完善的问题,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战略体系下民主决策和行政决策权责一体的机制。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     

政府利益与行政权力失范

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具有充分的权力、财力和文化资源支持,有着特殊的角色地位,因此政府利益具有特殊性,政府利益的特殊性和地位角色的特点使得政府存在着不适当利益,在不适当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必然可以利用自身特有资源扩张或缩小行政权力,甚至根本不使用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