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疑罪不诉的法理争议与现实困境

疑罪不诉的核心价值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践行.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传统思息的否定与制约,同时疑罪不诉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疑罪不诉在法理上产生的争议都与疑罪不诉的理论价值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标准难以理解把握.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缺乏实际效果,疑罪不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应等是疑罪不诉的现实困境.解决疑罪不诉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应取消单独条款的疑罪不诉规定,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加强证据不足特点与原因研究,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明确规定疑罪不诉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通过司法审查疑罪不诉决定.保障被害人权利.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探讨

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疑罪不诉证据运用中存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对疑罪不诉案件缺乏类型化的研究;（2）对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存在认识误区;（3）对疑罪不诉的证据标准认识不统一;（4）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5）对疑罪不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细化公诉证明标准、完善疑罪不诉条件、赋予辩护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和谐社会视阈下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探析

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刑罚轻刑化的趋势要求,对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试点中会遇到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严格把握微罪不诉的认定标准,规范微罪不诉社区帮教的接受和解除制度,针对社区帮教个案制定人性化帮教方案,建立和完善社区帮教人员选任制度,强化激励机制,细化考核标准,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使我国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下级院不起诉决定权应得到维护

不起诉决定权是刑诉法赋予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基本权力。但有的地方的检察机关，在不诉决定权问题上提出要实行“下管一级”的制度，即基层院拟对案件作出相对不诉、存疑不诉处理决定的，一律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客观上使基层院对于这两类案件处于无决定权或相对无决定权状况。“下管一级”这种剥夺基层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权的制度，其提出的依据大概是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的上下级检察院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上下级人民检察院关系的一种误解。第一，一般而言，不起诉案件（除少许存疑…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研究

疑罪不诉蕴含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司法理念和原则,它是检察机关适用法律强制性规范的结果,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体现。本文指出证据问题是疑罪不诉的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疑罪不诉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研究。     

论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机制

由于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在操作层面较为笼统,尤其是在法律文书上证据"说理"不充分、不全面,影响了疑罪不诉的安定性和检察权的公信力,进而降低了其适用率。实现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可借鉴国外"对话证明模式"和"涵摄证明模式",明确"证据不足"中证据能力要求、确立不起诉书证据"说理"原则、强化说理中的程序参与、加强说理机制的监督制度、完善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力。     

刍议相对不诉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诉的条件、几个常见罪名中的把握及应做的几项工作等问题,以期为相关的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关于公诉“五率”考核不诉率之思考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为提高案件审结率,从严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不诉率的措施,有的地方要求不诉率从严控制在5%幅度之内,有的地方实行了2%的不诉率临界线黄牌预警制,有的甚至将不诉率纳入公诉部门“五率”考核(“五率”指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     

检察机关与侦查、审判机关配合制约机制的现状分析及完善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主要围绕侦查分工和追诉目标形成相应的配合制约机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则围绕查清犯罪事实和管辖程序展开配合、围绕裁判和审理程序展开制约。检察机关主要通过通知立案、通知撤案、不捕、不诉、追捕、追诉、纠正违法等方式对侦查机关进行制约,侦查机关则通过对不捕、不诉决定的复议、复核等方式对检察机关进行制约;检察机关主要通过抗诉和纠正违法对审判机关进行制约,审判机关则通过无罪判决、改变指控等对检察机关进行制约。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还通过侦诉协作、附条件逮捕、建议撤案和地方政法委协调等方式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进行配合。总体而言,在检察机关与侦查、审判机关之间的配合制约体系中还存在制约范围不全面、制约手段有限、制约结构不稳定、配合机制缺乏约束力、配合范围不明确、考核评价机制不协调等问题。对此,应当分别加以解决和完善。     

补查的证据不是复议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和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但对复议程序来作进一步具体规定。实践中，有的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铺、不诉决定，在要求复议的同时，又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补充侦查的新的证据材料，并以此作为要求人民检察院改变不捕、不诉决定的根据。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是错误的。第一，刑诉法第七十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前提条件是认为不捕。不诉决定有错误，补查的新证据是不能作为要求复议的根据的，它并不能证明原不拘、不诉决定有错误。…     

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浅议降低捕后不诉率对策

本文结合基层检察院刑事案件审查捕后不诉实践,围绕捕后证据或政策发生变化、捕诉部门意见相左、证据审核等导致捕后不诉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借新刑诉法实施契机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切实降低捕后不诉率。     

如何减少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

去年元月至七月，我市两级检察院共计受理审查起诉案件656件940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464件652人，不起诉17件五人。其中，相对不起诉25人，存疑不起诉2人，绝对不起诉4人。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人数的3．95％，比1996年同期免诉率降低3．85％。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没有一件提请复议、复核，没有一人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仅严格控制了不诉率，而且切实保证了不诉质量。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强化业务指导，牢固树立把关意识刑诉法修改后取消了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范围，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这是…     

我放弃对大学生“小偷”的起诉

这是一件普通的盗窃案件,我在法与情之间进行了痛苦的抉择后,最终对大学生小兵(化名)做了相对不诉处理。初次见面,我想给他一个机会2005年9月,新学期刚报完到,同学小朱(化名)发现枕头下的银行卡丢了。警察根据银行录像找到小朱对     

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界限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司法价值,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都是检察机关对诉与不诉之间的一种裁量性选择,他们之间界限的区分成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旨在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为契机,用理论与实证的视角阐明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界限,探索与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贾某某盗窃案捕后不诉引发的几点思考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有着不同于立案和起诉的证据标准。但捕后证据变化导致案件结果不起诉,不得不对逮捕环节进行重新审视和考查。本文通过一件不诉案例入手,剖析审查逮捕环节应当重点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提高办案质量,降低捕后不诉率。     

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工作机制的探索与完善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轻罪案件在破坏和谐因素的犯罪中所占比例很大,因此,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需积极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的工作机制,以利于提高诉讼效益,体现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     

对存疑不诉案件刑事赔偿问题的探讨

存疑不诉案件的刑事赔偿,在检察机关所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对存疑不诉案件的刑事赔偿,应分别情形而定,既不能一律言赔,也不能一概不赔。同时,应尽快修订国家赔偿法的有关内容,并科学设置赔偿委员会,以保障国家赔偿的顺利进行。     

将本应履行合同的财产挪作他用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的思考

在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经常出现争议。或是公安机关抓了人而检察部门不捕、不诉,或是受害人举报被骗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再是犯罪嫌疑人四处投诉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于是不得不就定性问题逐案开会研究,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检察院不捕、不诉决定的复议复核上,消耗在对当事人投诉公安机关推诿渎职、插手经济纠纷的解释答复上。其中把本应履行合同的财产挪作他用的案件最为突出。     

北碚区院：为了明天的太阳更加灿烂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北碚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积极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青少年犯罪本着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成立了以四名具有良好法律素养和丰富办案经验、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为核心的未成年人刑事办案组，通过完善办案工作机制、做好青少年维权工作、开展青少年预防违法犯罪法制宣传、对青少年犯回访帮教等四项措施，把握可捕可不捕的一般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不诉，灵活运用检察量刑建议权，以真情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四项方针，最大程度上维护了青少年的权益，为北碚区营造青少年犯改过自新的司法环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浅谈存疑不诉案件的刑事赔偿

存疑不诉案件的刑事赔偿,在检察机关所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但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我们应完善补充存疑不诉赔偿立法、设立赔偿审查独立机构、细化"证据不足"的标准与其扩大非羁押措施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