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差异分析——以T市某区量刑差异实证考察为基点展开

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量刑在价值选择、事实情节、规则适用关键环节上具有高度的共性,客观上为双方实现量刑结论在一定幅度内的契合奠定了基础。然而受量刑情节的变动、量刑情节认定的差异和量刑规则理解适用的分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双方的量刑在丰富的实践中呈现出特征明显的结果差异。以检法量刑差异为考察基点,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厘清制度实践中的技术因素和人为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力,并以此为标尺,对制度体系进行技术上的完善。     

受贿罪量刑司法问题及其刑罚结构改革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论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需要,结合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施行一年多来在适用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案例,对于受贿罪定罪与量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受贿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对于立法规定的四个量刑档次如何正确地适用刑罚的问题     

受贿罪案件量刑问题探讨

正公正是刑罚适用的首要要求,量刑公正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时要做到依法进行、罚当其罪、刑罪相称、公平裁判,不偏不倚。[1]但由于我国法律自身缺陷的存在、司法人员法律素养的差别及各种案外因素的不当干扰,导致了当前受贿犯罪案件的处理出现了过于轻缓的局面。一、受贿类犯罪案件量刑现状(一)量刑失衡     

论受贿罪选择客体及其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受贿罪是实践中案发率非常高的腐败犯罪,作为刑法学界研究较为深入的一个犯罪,其概念、构成要件、与它罪的区别、证据的判断、运用等问题的探讨已经有一个大致的眉目。然而,站在另一个平台和视角,学界对于受贿罪选择客体的研究却甚少。本文从一个细微的切入点探究了受贿罪选择客体及其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量刑的逻辑:量刑差异、刑量分布和量刑基准

对刑罚裁量逻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的认识可以使我们行之有效地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地规范刑罚裁量.刑罚裁量中不合理的量刑差异招致了对量刑体制的广泛批评和对量刑公正的强烈质疑,并进一步削弱了刑罚的威慑效果.控制实验表明法官的量刑决定近似服从泊松分布,该实验的发现为确定合理的量刑基准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对量刑基准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应该以刑量分布的均值为基准确立一个量刑幅度以在个案的合理裁量和对不合理量刑差异的控制之间寻找一个最优的平衡.     

受贿罪不应与贪污罪适用同一量刑标准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刑法第三百八十六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职务犯罪量刑适用的实证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呈现的突出现象是免予刑事处罚和缓期执行刑罚的案件比例过高。针对这种现象,有三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即被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是否仍然可以当公务员,对职务犯罪处罚是否应趋向轻刑化,对贪贿犯罪的人应否判处财产刑。对职务犯罪量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应该通过完善刑罚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运用抗诉权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加强审判监督。     

行贿罪量刑规制的实证分析

随着受贿犯罪的高发多发,加重对行贿犯罪处罚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通过从行贿罪的刑罚处罚结构、刑罚量均值、与量刑因素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可以发现我国行贿罪量刑实践存在着趋轻的现象。应该对行贿罪刑罚结构进行调整,增加罚金刑,并在行贿罪判决中首先判断犯罪构成要素,同时注意兼顾各种量刑影响因素的作用力。     

浅议受贿罪的修改完善

我国向来重视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近些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展开,大量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得以揭露和惩处.但是,由于立法的不科学和监督机制的不合理,以致于法律打击不全面,严重妨碍了国家廉政建设.因此,本文就受贿罪的立法之修改完善问题展开论述.     

重考量刑公正与量刑差异——德阳市五个基层法院的定量研究证据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普遍存在量刑差异,但该结论实证依据不足。本文借助于德阳市5个法院的1039个样本,检测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情况。研究按四组配对比较后发现,三组法院量刑均衡。盗抢罪量刑受数额、前科、审理程序、自白、律师参与、从严处罚等影响,故意伤害罪因伤害程度、受害人个数、赔偿等有别。2010年量刑意见有助于规范量刑,但法官更倾向于从严处罚。中国未来的量刑改革,还需具体规定如何适用从宽从严集合情节。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发展现状分析

1987年11月1日颁布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旨在通过制定统一的量刑制度来消除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刑罚裁量差异,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但由于其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遭到了学界和司法界的反对。在实施了17年后,联邦最高法院于2005年裁定量刑指南违宪,量刑指南由强制适用变为参考性适用。但是量刑指南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量刑指南的现状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刑事量刑制度的发展现状,同时也为完善中国的量刑制度提供了经验。     

量刑基准实证研究

作为法制实践离散程度的客观反映,量刑基准是某种犯罪各组权威示范性案例样本之间相互独立的平均刑量。尽管600多个示范性案例的实证研究未能成功找到符合这一概念的量刑基准,但发现宣告刑平均刑量与法定刑中线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不论样本的分组较粗还是较细,各组刑量均值之间的轻重顺序基本符合法定刑的轻重顺序。因此,以示范性案例的平均刑量为量刑基准,与以法定刑各种程度等分线或中线为量刑基准两者之间互不排斥而应相互参照。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论对量刑情节司法适用的规范——基于量刑情节司法适用实证之思考

根据现行刑法中有关量刑的规定,司法机关在适用刑罚时不但要以犯罪分子的罪行轻重为根据,依照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合理量刑,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而且对所有的犯罪人应一律平等量刑。刑法中同时又规定了大量的量刑情节,这些量刑情节对最后的刑罚适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最大地发挥量刑情节的正面作用,又避免因过多地考虑量刑情节而对刑罚的合理裁量造成干扰,在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下实现量刑公正、合理,应当引起重视并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