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侵权诉讼中“陷阱取证”与“实验取证”的法律思考

方正诉高术案件再次提出了"陷阱取证"在软件维权中究竞地位几何这一尖锐问题.借鉴"陷阱取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分为机会提供型和恶意诱发型两种.对原告采用的机会提供型的"陷阱取证"方式应该认可,而对恶意诱发型则应该坚决予以禁止.从民事诉讼"陷阱取证"与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联系和区别、公私利益平衡、法经济学、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多个角度来看,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及司法实践,对"陷阱取证"使用的对象、范围、批准程序、适用程序以及证据的效力等等,做出明确而详细规定,以科学地发挥这种取证手段的作用.我们应该将"陷阱取证"控制到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实验取证"水平,保证取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刑事诉讼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研究

随着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越来越广泛,以及网络攻击、入侵事件不断发生,电子数据安全风险与日俱增,给刑事诉讼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带来挑战,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规定不完善、侦查人员对电子数据形成阶段的真实性缺乏审查、取证技术人员对取证阶段电子数据真实性问题缺乏审查、审判机关对诉讼平台中电子数据真实性问题缺乏审查机制等四个方面,应该采取完善刑事诉讼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规定、侦查人员加强对电子数据形成阶段真实性审查、取证技术人员应重视取证阶段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审判机关建立对诉讼平台中电子数据真实性问题的审查机制等措施予以应对。     

浅议醉酒驾驶案件中警察取证程序化

《刑法修正案(八)》实行已有年余,其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这一特殊罪名要求相应配套的取证方式。而经过调研发现,在实务界中仍有采用行政处罚式的取证手段进行取证的行为,与刑事诉讼要求不符。本文试通过实证调查,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醉酒驾驶案件中警察取证行为进行讨论,力图寻找到一个具有程序性、合法性的取证模式。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文本

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证明层次理论下的公诉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应当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不同公诉案件根据性质的不同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提起公诉的基本证明标准是"高度可能性"。公诉案件中,有关非法取证的证明标准也应当视证明责任的差异予以区别对待。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码区(三)

误区之二：非法取证在一定意义上讲，刑事诉讼的过程也就是收集与运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因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与关键。为了确保所采的证据客观、真实与全面，以使刑事追诉准确地进行，避免放纵犯罪或刑及无辜，刑事诉讼法就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取证的行为不但普遍存在，而且表现形式复杂，多种多样，以致非法取证已成为刑事司法活动中严重侵犯诉讼当事人与证人的合法权益，破坏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造成冤假错案的一大误区。（一）非法取证的…     

公诉环节侦查取证活动法律监督的问题及措施完善

证据是贯穿诉讼程序始终的"生命线"。加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审查,尤其是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很有必要,因为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侦查阶段的取证活动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检察     

犯罪构成视野下的侦查取证新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实践路径探索

"以审判为中心"的根本是要求刑事诉讼各阶段都要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以证据为核心。刑事诉讼是建立在既有犯罪事实基础之上开展的与刑法契合性的查证判断过程,侦查取证的本质是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发现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可证明性是侦查取证的逻辑起点。在侦查程序中,实施案件事实递进判断是犯罪构成的主要功能,侦查不同阶段犯罪构成要件查证重点和运用次序存在差异;围绕行为主观要件查证这一核心夯实行为客观方面证据材料才能为审判阶段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裁量奠定良性基础。     

《监察法》第33条之法教义学解释——以法法衔接为中心

“法法衔接”的实质是国家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其核心在于证据的衔接。《监察法》在吸收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将准入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予以扩大,并强调监察取证应与刑事诉讼取证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这不仅符合职务犯罪调查的特点也契合了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但《监察法》的证据规则较《刑事诉讼法》更为粗疏,易引发理解上的歧义与误读。为准确把握《监察法》证据规则,促进“两法”有效衔接,应基于衡平司法价值秩序、贯彻审判中心理念并兼顾职务犯罪调查特性对证据准入资格、监察取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进行深入解读,以期适应“法法衔接”之实践。     

行政机关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疑难问题解析

新刑诉法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使用,但必须首先审查行政证据是否欠缺证据基本要素,并要依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审查其取证的合法性,行政证据才能具备证据能力。在因客观情况而无法再次取证的情况下,若行政机关所取的言词证据经审查能够保证客观性,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即便不能作为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反驳证据使用。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采取的抽样取证是一种特殊的取证方式和证明方法,所得的证据在满足抽样规则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依行政法规中的推定规则所得的推定事实在刑事诉讼中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但不影响基础事实作为证据使用。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评析

刑事诉讼中如何处理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利弊得失.私人违法取证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但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薄弱,私人违法证据的两种典型模式对我国证据立...     

浅议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维护人权而在刑事诉讼中产生,在民事诉讼中也具必要性。本文指出国民诉法已有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规定,但过于抽象及宽泛,对司法实践及当事人取证造成适用困难,有待进一步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视域下“毒树之果”的取舍

"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派生性规则,其基本意思是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获取的衍生性证据非法。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毒树之果"及"毒树之果"规则的相关规定。然而实践中"毒树之果"又大量存在,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甚至可能会对非法取证行为形成负激励。惟有立足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和国情客观审慎地对"毒树之果"进行取舍,方能找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黄金分割点。     

结合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机制

新刑诉法完善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检察机关是监督、调查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定主体。但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时存在自我辨别和发现、调查核实、惩处等方面的困难,应理顺与侦查机关的关系、建立完善对非法取证行为发现、调查核实和惩处机制,从而适应新刑诉法对于检察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非法证据应当界定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实施非法取证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司法官员特别是侦查人员。非法证据能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甚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对立与冲突。原则上,现代国家均禁止非法取证。对非法取证主体的处理,一般通过实体法和内部的职业道德、纪律规定予以制裁,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在程序法上的处理,不同法系国家的做法不同,…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刍议

在现代刑事侦查过程中,运用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侦查模式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检察机关公诉的风险性和指控犯罪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趋势。本文通过对公诉引导取证的价值、理论基础、必要性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公诉引导侦查的几点实现路径的理性选择。     

浅析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提取

电子取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针对网络犯罪进行调查、收集、提取证据的过程。刑事电子证据取证作为一个关键环节,不仅要以诉讼法学与证据学理论为基础,而且需要引入一定的电子技术知识。本文以建构刑事电子证据取证理论为目的,全方位的探讨了电子证据的概念、特点及法律定位;探讨了电子证据的取证原则、规则、程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的立法建议。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为视角

研究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行政执法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领域的资格,无需刑事侦查机关再次履行取证手续.“等证据材料”的范围既包括实物证据,也包括言词证据,凡是不能在刑事诉讼中重新收集、调取的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应从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对行政执法证据进行审查.     

罪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的关键是证据问题,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由于对人权保护的强化以及刑事犯罪中智能性因素的增强等原因,侦查取证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我国证据制度的某些方面还未随着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刑事诉讼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适...     

浅论侦查取证的法律规则

正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关键之一是证据的应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方能保证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备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