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犯罪辨析——基础理论与立法剖析

极端主义犯罪是一种新的犯罪类型,价值理念的极端性和行为手段的极端性是其核心内涵。极端主义犯罪并不以政治指向性为必要条件,行为手段也不限于暴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演变为恐怖主义犯罪。国内外关于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单独式和融合式,我国总体上是一种一般关联犯罪加某些特殊类型犯罪的融合式立法模式。在我国刑法典中,对于极端主义犯罪应当集中规定,并增设极端主义行为罪,组织、领导、参加极端主义组织罪和资助极端主义组织、个人罪,同时明确界定极端主义行为、极端主义组织、极端主义活动的内涵。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防范浅议——中国语境下的探讨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采用暴力等手段打击无辜者以制造社会恐慌,以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或取得政治优势目标服务的犯罪。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突出表现为西藏“独立”和新疆“东突”问题。在防范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中,政治和刑法手段只能治标,社会政策则是治本之策。通过完善和加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济、语言、教育、移民和宗教等政策,消解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情绪。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浅析国际刑法中的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应对——以全球治理反恐模式为视角

近年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北京金水桥事件等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作为国际刑法中最为严重的几类犯罪之一,是国际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直以来,因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差异,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有着诸多的争议,各国政府以及学者对其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解析全球治理反恐模式的基础以及具体操作,希望能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尽绵薄之力。     

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治理应对

恐怖主义行为虽然没有底线,但是它也是可以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来预防或者消除的。那么,从哪些角度,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呢？由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们是遵纪守法还是违反法律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法律系统因素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等三个方面。就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危害看,社会治理就是要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从社会生态结构的改变出发进行社会治理。应该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借鉴与完善：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研究

我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不够清晰,限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法律制度落后。同时宗教管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须完善我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以及相关制度,要准确落实我国的宗教政策,将宗教限制在私人空间。在公共领域宗教并无自由。我国须加强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教育,并完善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相关立法。应当制定反恐法,将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及言论作为反恐法管制的对象之一。完善刑法规范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应当在刑法中增加“领导、组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罪”、“领导、组织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罪”等,并完善互联网的相关立法。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治应对

2014年上半年发生的数起暴力恐怖主义事件表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目前正处于活跃期,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从应对角度而言,遏制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做到标本兼治,—方面要铲除恐怖主义的犯罪根源,致力于综合治理;另—方面,需要坚持依法惩治与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在立法与司法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经验考察

我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立足本国国情和反恐局势、借鉴外国先进立法、贯彻国际反恐公约和强调对恐怖活动组织的打击。这些经验有利于保持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法治中的文本与语境分析

从“文本———语境”的关系来看待法治 ,可以发现法治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文本意义的展开 ,而这种意义的展开是一种语境的依赖。通过分析语境与文本解读的关系 ,法治的核心问题将会得到近距离的审视。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劳动法治视域下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法理求证

以劳动法治为视域展开的分析与建构,已经成为劳动刑法研究的全新思路和有效实践,这是劳动刑法跻身于现代刑法之列、彰显其重要功能、明确其罪责模式以及揭示其本质的学术生长点的重要促动因素。在劳动法治视域下,劳动刑法研究不仅试图重新考虑刑法介入劳资关系的边界与模式,求证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法理基础,而且它更想让人类从一个全新视角来理解劳动刑法制度的形成、功能及罪责结构,进而认识中国劳动刑法制度创生的内在机理。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高校依法治理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是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竞争、规范高校自身运行的迫切需要.高校依法治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高校党委行政的关系认识不清晰、从人治到法治的思维转型尚未完成、适应高校职能不断扩展等依法治校能力明显欠缺等.高校应坚持党委领导与依法治校是一致的,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依法治校的核心能力,通过建立分设高校党委、行政法律顾问制度、设立专门的校内法律事务机构等措施提升高校的法治气质,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igious Motivated Hate Crimes: Reporting to Law Enforcement and Case Outcomes

Relative to non-bias motivated crimes, hate crimes have much graver consequences for victims and their community. Despite the large increase in religious hate crimes over the past decade relative to all other hate crim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se types of crimes an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oth reporting to law enforcement and case outcomes. Utilizing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and National Incident-Based Reporting System datase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ctim, offender, and incident characteristics on reporting to law enforcement and case outcomes. Most religious hate crimes are not reported (41.3 %) in part due to perceptions of law enforcement’s perceived response. Of the violent incidents that are reported, the vast majority do not result in the arrest of an offender (22.2 %). Wherea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se are associated with both reporting and arrest, these exhibited large effect sizes.     

建设法治城市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载入宪法。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法治城市的理论基础:作为城市精神的法治与作为治理方式的法治(一)城市精神的法治内涵从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看,决定一个城市的地位或者说品位的最重要指标是它可以为聚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民权利义务上演的平台以及城市人口精神与心理舒展的理性空间。支撑这个平台和空间的是制度、是法律、是围绕法的精神展开的具体而生动的市井生活。因此,法治———是跨越…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也意味着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却也面临新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谁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以及建设何种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坚持整体谋划思路,提升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科学化水平,坚持现代化方向,推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迈向良法善治。     

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起步不久,很多制度和法规还不很健全,经济犯罪就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给惩治经济犯罪也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进一步研究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相对独立的《经济犯罪法》。     

“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刑法结构变革中的罪量要素应力研究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离场以及行政拘留的刑法化趋向,刑法结构的变革亦从一种观念落实到实际行动.刑法结构的变革直接关乎刑事法网的大小与刑罚的苛厉程度.罪量要素作为我国刑法认定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制度设计,成为调节罪刑关系的关键指标.本文以刑法结构变革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晚近刑法修改中罪量要素调整的具体样态,以协调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冲,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紧张关系为理论背景重点探讨了“零门槛”犯罪的合理限度与人格要素在我国罪量要素的合理向度,提出“零门槛”犯罪限于超个人法益侵害的高风险领域,并主张坚持人格要素在定罪情节中的出罪性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