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的准确认定与立法改进争议

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的用款人、行为形式、数额限定的规定有某些遗漏与不协调之处 ,造成了定罪量刑中的一定混乱 ,需立法加以完善 :即取消“用款人”限定 ,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擅自挪用公款的行为都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全面规定挪用公款的起刑数额 ,以使本罪与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及本罪内各种行为形式达成协调、平衡。但在修改前的司法实务中仍应严格依现行刑法定罪量刑。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数额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中的三个层面

对于数额是数额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还是处罚条件、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而且数额是定罪要件还是量刑因素仍然存在争论。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关键,而犯罪未遂是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方式,行为只有成立犯罪后方可进行犯罪停止形态的分析。在定罪后才可以量刑,因而涉及到量刑情节的判定。所以数额在数额犯中应当具有犯罪构成、犯罪停止形态以及量刑情节三个层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一种数额犯,数额在此罪中应具有这三个层面。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探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的犯罪数额主要有"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和"重大损失数额"等。对于这些犯罪数额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认定,关系着定罪量刑的准确与否,对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意义重大,是司法机关办理侵犯知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研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随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进行了部分修订。其中,根据法律规定,虚开税款数额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不仅是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重要依据,还是对其刑罚的重要参考。但在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涉税数额上存在诸多争议,故文章将对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望通过合理、准确的数额认定,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更加公正、合理的定罪量刑依据。     

经济犯罪数额价值的科学折算方法

犯罪数额是衡量罪行轻重、如何处罚的标准之一,特别在主观上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如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中,更是一项主要内容,对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准确地认定违法或犯罪行为侵犯财产的数额,科学合理地确定其经济价值,才能正确地认定行为的违法或犯罪的性质,从而恰当地处罚,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正是由于犯罪数额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意义,我国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十分重视对犯罪数额的严格界定。 但是,现行的以经济犯罪“数额”作为定罪标准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的司法认定

本罪中的“伪造”不包括变造,除非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本罪中的“倒卖”是指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有价票证而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认定“其他有价票证”的范围,应把握“有价票证”的基本特征。犯罪数额分为犯罪实行数额和犯罪结果数额,应以实行数额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同时兼顾非法获利数额。在罪数形态上,需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是构成本罪还是其他犯罪。该罪是行为犯,应以行为犯的既、未遂标准来认定本罪的既、未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财产范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焦点问题之一是本罪中的"财产"一词所涵盖的范围。这个问题牵涉到本罪中具体数额的计算、牵涉到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罪和量刑,另外也体现了国家对本罪所持态度。所以明晰该罪中的财产范围对研究该罪意义重大。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分析

虚拟财产符合民法上"物"的基本特征,是民法中的有体物。虚拟财产是财产,盗窃虚拟财产构成刑法上的犯罪。目前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主要有三种形式: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以及盗窃罪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盗窃虚拟财产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以盗窃罪对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定罪量刑时,要充分考虑犯罪的行为对象、多次盗窃的认定、罪数、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等因素。     

论防治职务犯罪的权力运行制度

为防治职务犯罪,应及时完善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的权力运行制度。权力运行制度包括权力运行规范、公职人员行为规 范和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制度。完善权力运行制度,要求加强权力运行的技术性规范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种具体的权力运 行规范,健全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并完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制度。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团伙犯罪

司法实践中“黑”、“恶”难分，从而引发定性、审办、打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认真分析“黑”、“恶”在结构形式上、主观目的上、行为特征上、发展需求上，客体上的不同，为司法实践中的“黑”、“恶”界定给出了尺度。     

关于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定义的思考

立足于刑法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对恐怖活动犯罪作出明确的定义.恐怖活动犯罪是恐怖主义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对恐怖活动犯罪可以从目的、对象、手段、主体四个方面进行定义.恐怖活动犯罪应当主观上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客观上采取足以引起社会恐慌的手段侵害不特定对象或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象,恐怖活动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又可以是单位,但不能是国家.     

Crimes by Visitors Versus Crimes by Residents: The Influence of Visitor Inflows

Objectives

To disaggregate the crime impact of visitor inflows.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visitors can mak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levels of crime in a given neighbourhood: crimes by visiting offenders may add to those committed by local offenders, while visitors (and their property) may provide local offenders with addi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crime.

Methods

Using police-recorded crime data for a large Eastern Canadian city we determined whether individuals charged or chargeable for property and violent crimes were visitors or residents of census tracts (CT) where crimes had been committed. This information was combined with data from a large transportation survey, allowing us to estimate daily population flows into each CT for four purposes (work, shopping,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including spatial lags were used.

Results

An increase in visitor inflow not on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visitors charged with crimes but also the number of local residents charged. These effects vary significantly by visit purpose: more infractions are committed in tracts where visits are for recreatio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for shopping. Findings for work and education are mixed.

Conclusions

One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our results is that, because most studies of aggregate crime counts or rates fail to account for whether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by visitors or residents, previous research may have provided hasty, partial, or even erroneous explanations for crime concentrations.

     

论挪用型犯罪中“营利活动”的司法认定

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不仅包括民商事法律领域所指的"营利活动",还包括多种非典型的"营利活动".行为人挪用资金后自用或者参与使用这笔资金,有可能得到收益或者减少自己支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挪用型犯罪的"营利活动"范畴.在此基础上,依据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程度,可以将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分三个层次,在量刑上予以区别.     

“挪”与“用”之关系及其在挪用型犯罪中的定位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 2 72条和第 384条规定 ,构成挪用型犯罪的前提条件是 :国家工作人员或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公款或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挪用单位资金犯罪还包括借给他人使用 )。人们对行为人既“挪”且“用”了公款或单位资金的情况的定性不存争议 ,然而 ,当行为人对公款或单位资金只“挪”未用时 ,其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型犯罪则颇存争议。笔者认为 ,只有把“挪用”置于挪用型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中去思考 ,才能正确界定“挪”与“用”之间的关系 ,才能合理地解决“挪而未用”行为的定性问题。一、“挪”与“用”之关系及其…     

论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关系

国际犯罪是指由国际法创设或者推动因而被国际社会普遍确定为犯罪、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跨国性、涉外性、违反公约性都不是国际犯罪的基本特征。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毒品犯罪的犯罪学定性

从犯罪学的角度，根据毒品犯罪的特征，可以将毒品犯罪区分为五种，即：作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毒品原植物大规模种植行为；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毒品生产、制造和销售行为；作为街头犯罪的毒品零售行为和毒品原植物零星种植行为；作为白领犯罪的洗（毒）钱行为；作为无被害人犯罪的滥用毒品行为。基于犯罪性质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反映某个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目标或者所导致后果的相关数目,不仅包括直接指向的犯罪对象的损失和危害而且包括间接导致的损失和危害,不仅包括物品的数目、财物的金额而且包括衡量诸如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的数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名中大部分罪名都可以通过犯罪数额来衡量其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都属于数额犯。数额犯仅仅是规定了一定数额标准的犯罪种类,亦应存在犯罪未遂等未完成形态。适用犯罪数额累计计算主要有一个行为侵害数个对象的犯罪等四种情况。     

职务犯罪原因的系统分析

当今的中国是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多发和高发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职务犯罪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原因表现为: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督乏力;经济体制转型形成某些权力异化;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和一定程度上的执法不严;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价值错位,心理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