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公众舆论与法治理性之实现——司法诉讼中的理性与情感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法依情理而定。"在全世界一切民族中,决定人民爱憎取舍的绝不是天性而是舆论",公众舆论是公众关于常识、常情、常理的一般表达,具有不稳定性、流动性、对立性,体现的是公开的正义和直觉的正义。司法诉讼中的公众舆论过多地关注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法官的理性裁判。诉讼中的公众舆论在表现出了对司法价值认同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意与理性司法的冲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在公意与众意之间,法官的裁判应始终坚持独立的逻辑思维,实现法治的理性。     

浅析理性回应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以“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为视角

“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热点，司法面对日益强烈的公众期待和民意压力，司法执法人员需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对社会舆论要保持理性中立的价值判断。保持司法独立，是维系司法体系正当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前提，独立司法符合民意的目的。理性回应民意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使命，可以弥补专业化理解与现实的距离，较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回应公众舆论，必须保持司法理性，公众舆论与司法者要设置一道“防火墙”。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诉讼公开机制，畅通民意的正常表达通道，让民意以合法规范的渠道传递到司法者的面前，为司法者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正义的土壤。     

专业法律知识的媒体供给与社会正义的维护——基于昆山案中舆论、司法、媒体互动的考察

维护社会正义是舆论、媒体与司法实践的共同目标。从系统论看,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司法案件舆论引导是三者互动的一种常见状态。在司法案件舆论引导中,供给专业法律知识能够促进三者的良性互动。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昆山案为例展开案例研究,发现新闻媒体通过法学专家向公众供给专业法律知识、司法机关自媒体向公众供给专业法律知识,能够促进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案件舆论引导效果。社会正义的维护并非仅靠法治实现,司法与舆论、媒体的互动能够更好地落实法治的正义精神。     

浅析刑事司法民主化——以公众参与与监督为视角

刑事司法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是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独特作用。刑事司法民主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内在要素包括适度反映民意和程序本身的民主两大方面,其中适度反映民意体现为公众参与与公众监督,程序本身的民主体现为司法独立、当事人有效参与及其人权保障、程序公开、司法审查等内容。本文以公众参与与监督司法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民主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更好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司法民主制度。     

“微能量”推进司法公开

正日前,最高法院在借助新媒体推进司法公开方面推出新举措,官方微博在新浪网开通,官方微信在腾讯网开通,标志着最高法院在运用新媒体推进司法公开、加大民意沟通、主动拓宽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渠道等方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的爆炸式增长,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和信息互动方式,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叠加传播效应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影响范围。新媒体已然成为公众表达意见和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在关注与被关注之间,在传播与被传播之中,新媒体冲击着司法舆论,影响着司法公开。     

略论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当前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存在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为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本文提出先应在司法理念上引入型商型司法正义,并从网络与法院两个方面,提出解决之策。本文意在协调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良性互动,规范和促进网络舆论民意与司法审判法意关系的平衡,促进司法民主化的建设。     

论民意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及解决对策——以刑事司法审判为分析切入

民意与司法之间发生紧张关系,这是一种客观现象.有积极方面来看,民意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使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履薄冰,以免引起公众的强烈抨击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更可以通过民意的监督使案件审理更趋于公平、公正,实现司法正义；从消极方面来看,民意在司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会造成民意挟持司法的局面,使法官唯民意马首是瞻,出现“不能判”、“不敢判”的后果,从而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前沿视点

让法律、权力、民意三方良性互动毛晓刚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理顺法律、权力、民意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三方实现有机衔接、良性互动,应当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公众不应是公共权力的消极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公共决策和     

论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近几年来,由于一系列案件的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备受关注.在实践中,民众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运用,民意介入司法成为可能.这不可避免地使民意对司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指出,如何正确地引导民意,使其对司法产生积极作用,最大可能地减少不利影响,使民意与司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建立合理的法律机制,使司法以审慎的态度吸收正确有效、理性可行的民意,以期实现民意与司法的协调,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理性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一项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关注民意.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既要独立于民意,又要倾听、引导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为此,应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民意发现机制,同时规范媒体的报道,提升公众整体的法律素质.     

评但丁《论世界帝国》中的法律思想

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由神学传统转向人文主义传统的过渡性人物。通过概述但丁《论世界帝国》一书中的成书背景,总结了其中的法律思想,并评析了但丁法律思想的哲学立场、时代特征和历史影响。     

论人本观对政府法律援助决策的影响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提了出来,以此为标志,“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所追求的目标是建设并完善一个充分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其基本特征就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是那些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以及没有知识和能力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也都能够拥有和其他公民乃至政府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     

论我国自由裁量权制度的构建

按照对规则的尊重程度,可将自由裁量权分为弱自由裁量权和强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包括:减轻法律的严峻性、制定利益妥协方案、作出体现最大利益的判决、拒绝适用成文法规则、创设新的规则等。法律规则、法律程序和法律原则都具有约束自由裁量权的作用。要构建和谐社会,既要防范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也要防范规则的异化。     

浅议法的形式合理性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韦伯、麦考密克、哈贝马斯等中外学者关于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的考察,强调对法的形式合理性的研究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当下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大量移植和借鉴西方法律,从而更加凸显了法的形式合理性在法律的发展和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证据的种类

我国法律将证据分为八种是缺乏根据的。八种“证据”中只有物证、书证是两种独立的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只是人证的不同类型 ,而与物证、书证并列的只能是人证。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都不是证据本身 ,它们只是反映了物证的物证资料。视听资料不是单一事物 ,其四种成分中只有一种成分是证据 ,且属于书证。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证据只有三种 :物证、书证、人证。证据都是由事实构成的 ,事实构成证据的情况只有三种 :一是客观存在 ;二是被“书”记载 ;三是被人感知。三种情况下的事实只能构成三种证据。司法人员获得证据的途径也只有三种 :一是找证物 ;二是找“证书” ;三是找“证人”。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现代社会广泛认可、但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其法理基础是,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首要任务,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被害人承诺的适用范围,应是除了侵害生命之外的一切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必须从体现被害人的真实意思的角度来考虑;被害人只有在有关法益处分的决定上具有错误的场合,其承诺才无效;推定承诺,兼具被害人的现实承诺和紧急避险的特征,其适用要受到严格限制。     

论宪法的奉行

经历过20世纪60、70年代或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法制状况的人对加强宪法实施都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当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而人们又认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之后，宪法实施更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除了按照法学理论中实施的概念做执行、适用和遵守的文章之外，对宪法监督或者叫宪法实施监督也很付出了一些研究的心力。然...     

论刑罚的公平性

刑罚的公平性有两种根据：一种是刑罚的报应根据，认为刑罚量的分配应该与已然之罪等量或等价；二是刑罚的预防根据，认为刑罚量的分配应该与未然之罪相适应。本文认为，刑罚分配的公平性既通过刑罚的报应根据（刑罚与主观恶性、客观危害相适应）体现出来，又通过刑罚的预防根据（刑罚与再犯可能、初犯可能相适应）体现出来，是二者对立统一的结果。     

论宪政的价值理念

宪政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制度体系,它还包含着动态的政治实践,以及超越于制度体系及政治实践之外的多元价值内涵。正义既是宪政价值的基础,又是完政价值的准则。并非所有对正义的追求都可以纳入宪政的价值体系,只有那些隐含权利内容的追求,才能转化为宪政的价值理念。     

论权利的实现

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诠释,始终是现代法学研究的时代话语,然而,传统法学在对权利的研究中,其立足点主要在于从静态上分析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而忽视了从动态上分析权利的实现.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为基点,围绕权利的内核——利益和自由以及与权利最紧密关联的权力,阐明权利实现的意义,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角度阐释权利实现的相关因素.最后,从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权利实现的奠基石,从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权利实现的核心,从现实权利再到应有权利的进一步扩展——权利实现的升华三个方面论述怎样实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