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分析

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到2003年国际上第一个普遍性的专门反腐条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合作机制的功能作用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发展到全球阶段,使得跨国反腐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五大反腐合作机制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跨国腐败范围的蔓延性、手段的多样性、逃匿的隐蔽性,各缔约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反腐合作机制的困境愈发凸显,也进一步反映了现有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缺陷,要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活力和持久力,各缔约国需要更新反腐理念;保持国内稳定,调整国内反腐法律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预防、宣传和打击腐败力度;构建缔约国间的"文化信任"和多元性多边合作;明确各缔约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起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思考

伴随全球化的拓展,全球性问题越业越多,经机制来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成为解决国际矛盾与冲突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我们对国际机制的概念及有效性、现实意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思考。     

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各种自然和非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而我国是世界上受各种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明显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何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将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尤为重要。     

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战略浅议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时,主要是熟悉和适应国际规则,期望利用国际经济机制可以提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议程设置、规则利用和制定能力较弱。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有所提高,但是主要关注点仍然是贸易领域。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战略也需转型。为此,中国应坚持内外两个大局、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三个方面的统筹。     

联合国气候合作机制分析——困境与对策

为解决全球性气候危机,联合国气候合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联合国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制约了它的作用,使得当前联合国气候合作机制面临一定困境,即南北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内部转型阶段,气候合作各方缺乏内部激励,各国专注于气候话语权的争夺造成气候合作的困难,从而使得该机制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包括减缓各国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等议题上进展缓慢。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联合国气候合作机制应进行转变和改革,采取有效行动协调南北方国家之间、碳排放大国之间的立场,来推进气候合作的进程。     

国际合作反腐的机制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在资本、技术、人员快速的全球流动过程中,腐败越来越国际化。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腐方面的合作,建立国际合作反腐长效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即建立国际合作反腐预防机制、国际合作反腐沟通机制、国际合作反腐资金追回机制和国际合作反腐人员引渡机制。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     

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中,起着主要的规制作用.其对引渡的规制和各国国内引渡立法及之间的引渡条约共同形成了现代成熟的引渡合作机制.应当以国际关系的机制理论来确定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含义、制约的要素,在此基础上,要着重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如何与我国相关规定的衔接、融合及适用,以此完善反腐败引渡国际合作机制.     

中国参与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原则析论

冷战结束后,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迫使我国政府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进行全新的理论思考,产生了"新安全观",为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国参与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机制的目标在于确保自身和周边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了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在参与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时,应该遵循国家主权基本原则、平等协商原则、权力自我约束原则以及优先性原则。     

反腐败国际合作有效机制研究

借鉴发达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加强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建立中国特色有效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既是客观的、紧迫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个地区和世界性的大国,应该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融入到国际反腐败合作框架机制之中去。     

冷战后中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冷战后,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这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机遇。基于此,中国对联合国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同于冷战时期仅仅停留在态度的观望上,而是表现出一个循序渐进,从消极适应观望到积极实践参与的过程。这一变化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     

从国家身份视角看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全球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基本抵制、部分参与和全面参与三个阶段。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于核不扩散普遍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中国扩大了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从而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与其他核大国一致。     

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范围与路径探析

恐怖主义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中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能够有效维护自身安全。具体来看,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范围主要包括传统的刑事司法合作、情报交流、反洗钱与反融资、警务合作、网络管理,这些合作呈现出反恐的广度;我国参与反恐国际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等,这些合作体现出反恐的多重面向。我国在反恐国际合作中发挥主动性,展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联合国机构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机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在必行。机构改革涉及联合国的发展方向,也会影响到许多国家的重大利益,因而充满了不同类型国家间的纷争。联合国机构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在联合国机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需要政府发挥其应有作用,更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使广大公民有序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当中。文章分析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含义,探讨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政府回应机制、监督机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服务型政府意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构建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加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化建设等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思考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走过66年的历程,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参与从坚决抵制到冷静观察到有限选择再到积极参与,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积极地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     

联合国里的中国份额

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到4亿美元左右。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正在实现从发民外向型经济到经济围际化的转型，使自己具备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