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简述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理想形象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即具有超越学科所限的广泛学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具有面向大众的能力;并且认为,这种概括与米尔斯所著《社会学想象力》中关于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的阐述是吻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未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不应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关怀。     

解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简述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理想形象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即具有超越学科所限的广泛学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具有面向大众的能力;并且认为,这种概括与米尔斯所著<社会学想象力>中关于社会科学家理想形象的阐述是吻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未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社会科学家不应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关怀.     

网络信息结构变化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影响机制探究

1980年代末,西方学者首提"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意在借此称谓重塑西方年轻一代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新世纪伊始,"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传入中国,一批知识与文化精英通过"公共知识分子"修辞的社会影响力,在公共舆论场域开始发挥话语引导作用。然而,随着新兴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的强势崛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在网络上逐渐变化,甚至异化为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本文通过对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的梳理,发现变化的原因乃在于网络信息传播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舆论群体构成变化、国家加强对舆情引导与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性意识之间的张力。在自媒体时代,构建公共知识分子与舆情管理者的良性互动十分必要,这既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保持理性批判精神的同时要适应体制和政策,也需要舆情管理者以理性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社会批评。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和超越

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的概念为基础 ,首先回顾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情况 ,阐明“新公共管理”的进步性 ;然后分析“新公共服务”理念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 ;最后重点详细地阐述了“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     

小议我国现阶段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塑

本文通过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意义及我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现实情况,讨论现今在我国如何重塑公共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初探

一、公共领域的概念 “公共领域”概念一般认为最早由美籍德裔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继承并使之风靡全球．掀起一股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对于什么是公共领域，我们很难从现有的研究中找到一个明确的界定．就连阿伦特与哈贝马斯．以及之后的著名学者也并没能给公共领域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公共领域研究综述

“公共领域”是近年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短时间之内就有大量成果问世。就政治哲学角度而言 ,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 ,主要涵括该概念本身及公共性、公 私域划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 ;二 ,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 ,主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 ,探讨了公共领域演变的几个阶段 ;三 ,我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历史与现状 ,主要涉及我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我国公共领域的当前境况等方面的问题。     

再论政府与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同政府转型不足有关,公共服务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正,又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效率。政府的价值取向与执政理念要确保公共产品的提供。“贫”是相对概念,“亲贫”就是亲民,亲民的政府才是公正的政府,而政府“亲贫”最终也是保持其执政地位必要的。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要从管制走向服务,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争夺“文化领导权”，推进高校党建科学化

葛兰西认为取得革命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一过程的实现则要依据“有机知识分子”的培育。高校党建工作正是要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发挥公共理论课教师的独特作用和对年轻一代“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两个方面探讨对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借鉴意义。     

取消“知识分子”称谓有无必要？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特有称谓。有人说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适时改变称谓，是适应潮流之举。也有人反驳应承认并尊重“知识分子”的客观存在。     

争夺“文化领导权”，推进高校党建科学化

葛兰西认为取得革命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一过程的实现则要依据“有机知识分子”的培育。高校党建工作正是要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发挥公共理论课教师的独特作用和对年轻一代“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两个方面探讨对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借鉴意义。     

高校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的实证分析

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其结果导致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角色和政治文化也发生分化。大多数高校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明显淡化，平民意识日益增强，高调的救世姿态被世俗化的取向所取代，空泛的主张被务实的需求所取代。高校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去精英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这一变化不仅没有导致高校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的失落，而且有利于增强公民社会的力量。高校知识分子平民化与世俗化的公共意识更贴近这个时代公民社会的实际需要。     

“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们隆重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继承光荣传统,弘扬“五四”精神,明确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八十年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足迹和“五四”精神 8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他们经过历史的比较和     

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社会弊端的批判者和希望的坚持者,是思想的启蒙者和社会的变革者,是知识与价值的创造者和真知的捍卫者.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是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二是先知先觉、敢讲真话;三是追求民主、参政议政.     

骄傲并非美德

出于妒贤嫉能,把“骄傲自满”作为“紧箍咒”扣在知识分子头上,借以排挤、压制人才,这是“左”的一种表现;这种所谓“骄傲自满”,往往是指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在学术上不迷信、不盲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同骄傲毫不相干。对此,我们要为知识分子辩诬,批判“左”的观念,扫除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一不实之辞。     

论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江泽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和确立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提出“科技进步决定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科学定位依据的新飞跃；诠释“知识分子使命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认识的新提升；深化“两个尊重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核心内容的新拓展：确立“人才第一资源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理论的新跨越。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评

在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反思其是非得失,对于深刻理解、自觉贯彻新时期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是十分必要的。 一、1949年10月至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确定,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一,“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知识分子的人数很少,只有2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37％。因此,必须珍视和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使他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从知识分子来看,一方面,他们在旧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亲身感受到丧权辱国的屈辱和报国无门的苦闷,因而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祖国富强的希望之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分子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全面系统纠正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果断停止使用建国以来长期使用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制订和贯彻实施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呼之我见

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为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些人,史学界普遍地称他们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一称谓是不科学的,应该称他们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两句话,在语言逻辑上虽然仅有四个字的顺序之差,但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     

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形成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党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为贯彻实施这个政策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方法。总体看,1949年至1957年春,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性最高涨的时期之一,知识分子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发展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度出现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过“左”行为,严重影响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