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建议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何平衡私权保障与公共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当前因对其适用条件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实践面临公权介入领域过宽或过窄、支持民事公益诉讼与支持起诉概念混淆等问题。建议进行体系化构建,包括确立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范围、扩充支持起诉对象、拓宽线索来源渠道、引入涉案企业合规机制等内容。     

超越市场力量和垄断力量：平台经济时代的反垄断规制

在反垄断理论中,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是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反竞争的经济力量。我国反垄断法中以“市场支配地位”的表述涵盖了这两种经济力量。反竞争力量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之一来行使,即提高自己的价格或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降低了消费者福利。数字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市场,具有双面市场、动态竞争和创新驱动的特征,对传统反垄断认定规则带来了挑战,有必要将反垄断分析集中在实现反竞争力量的方法上。反垄断规则对这两种反竞争力量整合的判断标准是不完整的,未能应对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和实施的自我优待。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需要超越传统反垄断对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的分析方法,以更细致入微和多元化的替代分析方法识别垄断违规的行为,以新思路开启对平台经济下市场力量、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提高传统反垄断法在互联网时代的适应性和适用性。     

刑事合规试点模式之检视与更新

我国检察机关目前对于民营企业犯罪探索建立的刑事合规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引导意义,但在发端背景、合规互动结构、案件适用范围、法源及合规强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影响刑事合规的适用效果。通过改造我国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归责原理的路径来达到刑事合规扩大适用是不经济的。我国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建设需要避免合规概念的泛化,通过区分犯罪类型、细分企业规模及控制合规成本等方面的细致设计来激发企业建立合规体系的内驱力。外部监管方面应通过更新监管理念来获得行政监管机构对企业合规建设的协同,可以试点先行延长合规考察期限。     

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的反垄断规制

近年来,数字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行为引起系列反垄断争议,究其根本在于优质内容版权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潜在市场封锁与创新减损风险,如何构筑符合内容平台特性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对此,本文以内容平台版权许可纵向限制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剖析注意力经济下数字内容产业竞争与创新内核,明确内容平台纵向限制行为的限制竞争风险与反垄断规制路径选择;同时基于内容平台特殊性与规制难点,重构既有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寻求符合其行业特性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与长效监管思路。     

论平台经济反垄断与监管的二元分治

反垄断与监管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需要辨析。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反垄断与监管两种治理机制二元分治,在动态中调适相互关系,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平台经济的出现,对二元分治结构传统治理手段提出挑战,需要再次调适两者关系并推进数据监管。当今各国平台经济治理正进入重构期,将直接决定国家竞争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未来。我国平台经济治理面临二元分治结构缺位与数据监管能力滞后等挑战,有必要以强化数据监管为重点,推动构建二元分治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刑事法治保障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犯罪呈现出犯罪场域的泛在性、侵权主体的平台化、危害行为的复杂性、社会危害的难以估量性等特征,为传统刑事治理格局带来新的挑战。传统刑法因应数字经济犯罪治理需求表现出管控风险的强烈冲动。然而,实质刑法观持“法益侵害即为罪”或者“先入罪后确定罪名”的思维,积极刑法观有复辟重刑思想之嫌,消极刑法观将刑法的保障性、谦抑性与出场次序混为一谈,皆无法妥当解释当下的刑法实践并为数字经济的刑事法治保障提供教义学指引。重新审视数字经济的刑法参与观,应以刑事一体化思维协调刑法内在结构与外在运行的关系,坚持适度预防的刑事立法观和能动主义的刑事司法观,并形成二元的刑法解释格局。建构数字经济的刑事法治保障体系,须在立法中把握数据犯罪和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在司法中贯彻能动司法检察理念并充分释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效能,在社会治理中抓住数据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在涉外法治中主动谋求国际刑事合作。     

数字技术助力公益诉讼检察的实践探索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关注的焦点。通过解析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梳理大数据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成效,发现实践中存在数据来源渠道不够畅通、采集时效性不佳、适用专业性不强及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通过完善公益诉讼数字技术支持体系建设、完善技术支持工作规范和依靠专业人才智力支持等予以完善。     

企业合规不起诉中检察裁量权的合理规制

当下我国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而展开的,检察裁量权的扩张是推动改革前行的必然要求,权力滥用的风险也随之产生。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运行包含程序启动、达成协议、合规考察与评估决策四个阶段,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贯穿始终。通过对现有指导性规范的分析与试点实践的考察发现,裁量权行使的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试点实践中形成的由“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组成的混合型权力规制模式存在一定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检察裁量权的规制作用。通过完善案件遴选机制,建立明确的合规监管模式选择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程序与权利救济机制等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有效规制。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建构

我国当前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因缺乏明确的实体法根据而难以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实践,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不同于自然人犯罪,主要是一种合规责任。合规责任是功能责任论的观点,即强调企业以合规计划作为责任承担方式,以期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单位犯罪,这是一种更加有助于保障公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的理论主张,由此需要通过刑法修正予以体现,从而实现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致性。对此,刑法不仅需要强化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规责任,把有效企业合规作为非刑罚化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单位犯罪条款中增设公司企业的合规责任,并区分事前与事后刑事合规以规定不同的合规责任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增设单位量刑制度,以发挥刑法完整的激励效应。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衔接问题研究

为全面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必须做到有机衔接。衔接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优化。实体上,应当加强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的正反向衔接,完善刑事犯罪与损害公益的责任衔接;程序上,应当健全完善案件线索发现和共享机制,提出多元化诉讼请求,注重统筹“恢复性司法”与“风险预防”。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进路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目前,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仍然较为局限,未能充分回应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需求。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应坚持谦抑性原则,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扮演补充性角色并严格依法提起诉讼。数字平台的知识产权垄断、数字技术引发的新型侵权行为以及侵害公共领域的行为,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最新面向。在现实进路上,应以类案思维为指导,总结新型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类型;以标准思维为统领,制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标准;以利益衡量为核心,科学设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请求。     

平台数据权力的运行逻辑及法律规制

平台数据权力是指平台运行过程中平台企业所具有的基于数据处理、算法决策和日常治理的控制能力。它源于技术赋权、法律赋权、社会赋权、用户赋权和劳动赋权,具有数据采集权、算法决策权、规则制定权等表现形态,展现出穿透性机制、数字化控制、数字契约关系和权益交换平衡等运行逻辑。基于此,平台数据权力既具有建构数字社会关系、维护数字空间秩序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具有权力扩张和滥用的风险,因而亟需对其进行权力边界厘定、实施“分布式”制衡、加强制度性约束、确立责任追究机制,并最终将其纳入数字法治框架。     

论支持起诉原则的出路

长期以来,支持起诉原则因为缺乏具体的规范而流于形式.本文将以保护弱势群体为中心,以探讨支持起诉原则背后的价值为切入点,分析与该原则价值相类似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制度和公益诉讼的功能,理清支持起诉、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关系,从整个民事诉讼法制度的统一性角度得出废除支持起诉的结论.而又创造性地吸收支持起诉原则的合理内核,试图以法律援助制度和公益诉讼为基础构建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比较借鉴和本土构建

美国企业适法计划发端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中“雇主责任”背景,而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存在很大差别,虽然理论界对美国企业适法计划的推介激发了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生长,但也有观点对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提出质疑与批评。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夯实制度建设,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构建。通过对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与美国企业适法计划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制度背景、制度依据、制度架构方面的区别。同时作为中国实践问题,需要对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流程等多方面要素进行探讨,明晰目前我国实践探索中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托已确立的诉讼制度和机制,通过对企业刑事合规体系进行评估判断,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约束,给予企业多元化的救济途径,以减少企业涉刑对无辜第三方和市场的影响。     

检察公益诉讼的诉权迷思与理论重构

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关于检察机关的诉讼称谓、诉讼权利义务、受案范围限于"等内"还是扩张至"等外"一直存在对立的观点.实际上,相关讨论及其理论分歧与行政诉讼诉权理论紧密相关.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并非行政诉讼中一项核心机制,但朝着主观诉讼方向发展的诉权理论已经从诉权实体化、私法化和主观化角度束缚了检察公益诉权的合理建构.为了推动...     

论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价值

近年来,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请求的人越来越多,法院受理的公益类案件也在不断增加,几乎每一例公益诉讼案件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经济公益诉讼在整个公益诉讼体系中具有特别鲜明的特征,经济法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的社会性。当下,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需要一些专属于经济公益诉讼导向性理论去指引,以便我国本土经济公益诉讼可以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登上更高的法制舞台。本文结合国内知名学者关于经济法诉讼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从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谈起,着力探讨经济公益诉讼应当追求的价值。     

试论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立法

反垄断法的制定在我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在我国把规模经济和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强调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当前,有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规模经济,而不是反垄断。其实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矛盾,但矛盾不是根本的。发展规模经济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反垄断立法是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

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经济法的顺利实施,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保障社会经济利益不受侵害。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该制度,导致大量侵害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案件没有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因此我国应该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尽快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