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及其对策分析——基于与2003年非典疫情的比较分析

参照2003年非典疫情比较分析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整理分析了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广东统计年鉴等相关经济数据,根据分析结果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预测。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疫情会对消费、企业投资活动以及就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等方面造成直接的影响。如果不采取有关刺激支持措施,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至少会下滑1个百分点,即全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跌至5%甚至以下。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产业有餐饮、零售业、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针对疫情影响,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引发的思考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关于保险诈骗共犯的规定,引发刑法理论界诸多争议。文章阐述了对本法条中保险诈骗共犯的理解,非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罪共犯的观点,以及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区分、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等相关问题。     

论特殊防卫制度——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理解及完善建议

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时间条件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际存在并正在进行 ,主观条件是防卫人具有合法的防卫意图 ,对象条件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限度条件是没有强度和后果的限制。我国《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中“行凶”一词的使用不够科学 ,应以“故意伤害”取而代之 ;同时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方法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界定为犯罪手段 ;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能随意扩展。     

我国从犯概念辨析——基于对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理解

目前,针对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涵义,刑法理论界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就是将这一条款视为对从犯的定义。刑法第27条第一款并未揭示出从犯的全部本质属性,不符合刑法中定义的一般模式,不能包含从犯的全部子项,非共同犯罪下的从犯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不是给从犯下定义,而只是对“从犯”的注意性规定。     

新时代背景下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社会加快转型升级.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微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在阐述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探讨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     

事后与事前分析——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辩护

单纯从事后角度来分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固然有些不符合公平原则,但从事前角度分析,它能够促使机动车一方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严格遵守各项交通法规,积极地避免交通事故,而且它合理地解决了交通事故风险承担问题,有利于风险的避免。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五个向度——基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说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和动态的系统性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与应用,这是新时代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民主党派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作用研究——基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分析

分析民主党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工作,各民主党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既有共性也有独特性,及时反应、统筹安排、奋战一线、坚守岗位、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建言献策、助力复工复产复课、宣传文艺讴歌英雄等是民主党派抗疫的共性,但由于各民主党派各有界别特征,民主党派具体抗疫工作又各具特色。接着分析民主党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策略及启示,最后从智力投入、人群覆盖面、民主党派特色三维度分析民主党派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工作,发现其工作以高智力投入为主,提出民主党派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进一步的工作方向应是基于智力因素开展普惠性或针对特定人群的工作,如更广泛传播民主党派正能量、科普防疫知识、关注弱势群体等。     

论侵权法保护之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的解释适用

权利与利益的关系之争,涉及到对权利概念内涵的理解。关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财产＂,如果仅仅将之解释为财产权,那么只要行为人侵害的不是他人的财产权利,行为人就可以不受侵权法规制。因此,司法实践应与立法相一致,采取概括性规范模式,将财产权利与财产利益保护统一起来,且一并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特点及应对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演变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快速上升期、集中暴发期、平稳下降期和衰退波动期五个阶段,且具有快速上升期突发性裂变性强、集中暴发期热点更迭快、衰退期波动频繁等特点;网络舆情热度演变趋势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进展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旨在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监测与治理提供...     

《刑法》第239条第2款的适用——兼谈绑架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239条第2款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且配置了同样的绝对法定刑,导致条文本身存在过失与故意同等处罚的罪刑不相适应的内在冲突。未来应对该款加以修改,区分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三种情况,并设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绑架过程中,因警方的打击错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犯杀害被绑架人。     

对《环境保护法》第44条第二款区域限批适用的几点思考

《环境保护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了区域限批制度,对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将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作为限批的适用情形具有深刻的实践支撑,是为解决我国目前环境监管不力做出的尝试,但在环境质量目标的确定上还需进一步探讨。将区域限批决定权赋予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助于区域限批手段的有效运用,省级以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虽无决定权但也应当制定相关规定使其充分发挥环境监管职能。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作为限批对象,需要对新增进行准确的认定,限批情形和限批对象之间相互对应,环境治理措施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对《行诉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批判性思考——兼论应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99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首先对该规定进行批判性思考,主张应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就其必要性进行分析,最后通过重新界定行政行为的标准对行政指导行为予以定性,建构了行政指导行为之诉的实现路径。     

析伪造空白信用卡的行为属性及司法对策——兼评《信用卡解释》第1条第二款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罪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伪造空白信用卡实质上是伪造信用卡的预备行为,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对于伪造空白信用卡的行为可酌情依刑法第177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刑.对于一定严重程度的预备行为不宜按实行行为处理,《信用卡解释》第1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妥当.     

论散布谣言的行政规制 ——基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

在对散布谣言进行行政规制的实践中,公安机关适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款对散布谣言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予以规制,具体行为名称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因此,正确认定被法律强制性手段惩戒的谣言的特征,厘清谣言治理与言论自由的界限,正确解读和适用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与相近违法行为、与编造、...     

高危驾驶行为的刑事立法对策——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22条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即将出台之际,针对第22条之规定,从高危驾驶行为的概念为起点,分别剖析驾驶人员极度危险的驾驶状态和驾驶行为,及其导致的飙车行为和酒后驾驶行为的特性,从定性上认定高危驾驶行为仍是过失犯罪,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造成危害后果的,则以交通肇事罪处理.同时,借鉴国外该类犯罪的相关规定,降...     

对替考入刑的若干思考——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行为,维护国家考试秩序,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罪名以惩罚与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其中代替考试罪主要规制替考行为。替考入刑前相关法律缺位导致对这一行为未能有效规制,将其入刑是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需要,并且古今中外的立法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正确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及刑罚特点,对正确适用该罪具有重要意义。     

论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兼评《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七项

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概念,应当用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取代。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的认定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违法增设负担行政行为涉及范围和影响对象不同,在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启动、处理结果上应当有所区别。     

采取补救措施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76条的分析

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判决作为法定的判决形式,其性质属于补充性判决。该判决有着明确的适用前提,即人民法院确认某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行政行为的多样化导致法院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形式多样化,因该判决的保护强度弱于给付判决和形成判决,加之法院裁判基准不统一、判决内容不明确、不能回应诉求,导致行政机关在判决执行中不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问题频发,严重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法院在确认判决中适用采取补救措施判决时,既要克服确认类判决较之于形成类和给付类判决的补充性和替代性的不足,又要发挥法院在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和判决可执行性的裁量权优势,真正提升采取补救措施判决适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