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拥护不拥护”：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对邓小平历史检验标准思想的历史和逻辑分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否定"文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相应地在哲学思想上经历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拥护标准"的主题转换这样一条主线.标准问题的不同主题讲的是认识和实践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检验的途径及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和检验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的主体依据实践结果提供的客观标准和依据理想目的提供的主观标准,在二者的互相对照、检验、修正中使实践向着合乎规律和合乎目的的方向发展.在当前,只有把"指导社会实践和检验评价实践结果的主体--人民大众"这一主题通过相应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下去,才能有可靠的政治保障使改革开放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使中国社会持续和良性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民拥护不拥护"是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     

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本文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含义、对象、针对性以及为什么要划清实践标准同理论标准、生产力标准同生产关系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同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观念标准之间的界限，都作了概要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发展，分别构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在认识路线上、历史观上、价值观上所实现的三次拨乱反正     

浅析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间的关系

本文分析和论证了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说明了什么?——读列宁有关论述随笔

列宁的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观点,只能说明"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方式"是有区别的.真理的标准指的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方式,或把认识与客观世界相比较的方式.前者规定和制约着后者,实践方式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是由客观世界自身状况是否得到正确、全面和充分表现决定的.真理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方式又是密切联系的,检验一个认识是否为真理,必须把二者同时使用.实践与感性直观、逻辑证明等检验真理的方式比较,具有根本方式的性质.这种根本方式的最本质特征是创造物化结果的直接现实性.     

实践观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

邓小平同志领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产生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观.这一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用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

从“准确、完整”标准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三个阶段来看，这场大讨论的显著特点一是讨论的广泛性，二是是非的鲜明性。这场大讨论的直接作用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政治准备，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是根据书本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条思想路线。我们要自觉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     

论“三个代表”的实践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首位,集中反映了当今人类社会实践的新要求;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日趋智能化的新要求;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本质要求,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提炼和升华.它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主体的新变化、新要求.     

大学生的社会定位及荣辱观建设

大学生是高校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大学生的社会定位内在地规定了大学生的人才标准和荣辱观定位,当前我国应当且必须要求大学生确定"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人才标准和"八荣八耻"荣辱观,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大对理论创新问题的强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在实践领域的巨大调整与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之间形成了矛盾,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改革本身的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所开启的理论创新之路则表明:要解决上述矛盾,必须正确考量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区分社会主义的逻辑原理和策略原理,客观判断政治理论创新的现实选择和历史选择,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统一起来。     

关于商标“第二含义”有关问题的研究

商标"第二含义"问题是我国商标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修订后的商标法对商标"第二含义"问题的规定比较原则.借鉴国外立法实践,结合我国商标法的现有规定,商标"第二含义"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地名和地理标志,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描述性标志以及其他缺乏显著性特征的标志.使用时间长短和表明消费者态度的证据是认定商标"第二含义"的标准.商标"第二含义"的所有人不得排除他人在原有含义上正当、善意地使用与其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志.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