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以美国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传导更快且难以控制。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今仍未见底，且已经损害到实体经济。研究其传导渠道，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并减弱危机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从国内与国外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如何从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由国内传导至全球的路径。最后做出简要结论。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经济效应、利益诉求与路径建构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和传导力度远甚从前,究其原因,在于当下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应:能引导世界资源投向金融危机发生区,促进危机发生区经济的自我强化;通过生成规模经济,实现世界金融的危机救助与利益分享;抑制金融参与者的恐慌情绪,恢复并提升市场信心,促进世界金融秩序的良性发展。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是构建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三维主体,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必须考量其权责诉求。建构并培育区域性、跨国性的汇率联动机制及金融机构;健全区域金融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在推进IMF改革与转型过程中强化协调机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此为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建构之有效路径。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探究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内在矛盾风险链条中一次点的爆发。经济全球化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地球村。然而,这个地球村缺少有效的治理结构,逐步加剧了全     

一九九七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及我们的对策

一九九七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及我们的对策张宏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危害１９９７年４月，泰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因国际炒家的投机行为以金融危机形式显性化，大量游资抽逃，金融挤兑，银行破产。政府在投放了５０亿美元仍未能维持泰铢币值的稳定之后，不...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性别失衡风险传导研究

性别结构失衡已成为当前中国重要的人口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其影响正通过特定途径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引发包括社会安全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基于风险传导理论和性别失衡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整理等方式构建出了一个性别失衡风险传导理论模型,并以该模型为框架,经过节点确定、结构学习和参数学习等步骤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而以专家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预测推理、诊断推理、影响强度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等四个方面对性别失衡风险传导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企业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基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政治动荡、军事冲突等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外因,这种风险因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向金融危机转化,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暴发,金融危机暴发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心理恐惧等途径向其它国家传导。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的基础在于,美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和实体经济中高收益行业的存在。而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经济失衡的调整将不可避免。从性质上看,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居民过度消费以及外部经济失衡纠偏调整的表现形式。同时,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没有改变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在缺乏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的增长必将进入一个高波动低水平的增长阶段,此时任何指标反映的经济复苏都缺少创新的基础。     

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创新结出的恶果,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向全球转嫁自身危机;这次危机告诉诫世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国应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快国内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欠发达地区金融稳定的基本现状和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不稳定正日益显现，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因此应引起足够的警觉。本文从欠发达地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信用环境、金融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封现阶段区域性金融稳定的总体态势作出判断，并就如何追一步加强欠发达地区金融的稳定性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风险机制分析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这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国际化的两项指标:外贸和外资依存度都显著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健全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重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与控制

由于自身经营体制中的不足,以及外在市场条件不确定性的存在,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度量、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金融风险的度量需要借助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安全性、综合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并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这一要求,对我国八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风险度量的结果显示,其总体经营状况比较稳健,控制风险能力较强,但是与城市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要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构建系统的风险预警监测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逐步提高微型金融机构经营绩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力求财政资金的及时援助等措施。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直接投资走势及中国战略应对

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为从金融危机中尽快复苏经济普遍加强了投资促进工作,国际投资促进机构运行呈现新特征。通过深入研究新特征透视国际直接投资走势,从而抢抓战略机遇,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双向投资、优化投资服务和实施绩效评估,深化我国投资促进工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业旱灾灾后多元主体协同援助机制研究

旱灾是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旱灾援助中援助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各地区、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联动,协同援助法律保障缺失,致使我国旱灾灾后援助效率低下。在阐述传统农业旱灾灾后援助机制局限与弊端的基础上,分析多元主体协同援助的优势,并提出建构我国农业旱灾灾后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援助机制,须完善旱灾灾后协同援助的法律制度、优化协同援助的权责体系、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援助的资源保障和信息共享等,以实现援助效用的最大化。     

危机传导:动因、机理及应对北大核心CSSCI

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危机应对史,危机及其影响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危机具有传导性,危机传导具有内在机理。从单一到多元的跨领域传导机制、从局部到周边的跨地域传导机制、从线下到线上的跨场域传导机制和“危”与“机”的互转机制等构成危机传导机制。此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加剧了危机传导的复杂性、耦合性和无序性。新形势下,危机传导呈现出跨时间、跨边界、叠加式传导等新特点。在前进征程上,应下好先手棋,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     

五国金砖撬动世界?

<正>从一个概念,到一个举世瞩目的多边合作机制,五个国家走了10年。2008年,始端于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成为五国崭露头角的重要契机。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在危机时刻的"逆流而上",不仅推动了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新掌门,更让五国多边合作机制得到空前加强。金砖国家,也由此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名词之一。它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版的"八国集团"吗?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走到一     

警惕证券基金的"内伤"嬗变为金融风暴的"风眼"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我国金融危机爆发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本文认为“超常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现有模式,积聚了由历史遗留风险和现实累积风险所形成的“内伤”,一旦遇到较强外部冲击或群体性失误的状况,很可能嬗变为金融风暴的“风眼”,且由于其固有的内生性放大性等特点,很容易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从而演化为经济危机。     

关于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问题北大核心CSSCI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意义凸显,G20峰会机制应运而生。作为短期危机应对机制的G20在危机过后面临转型。后危机时代要求G20对全球金融进行结构化监管,要求G20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治理,要求G20转型为长效经济治理机制。G20转型中又受到自身的合法性、有效性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现状的限制。后危机时代的G20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前景充满变数。应通过建章立制提高功效、加强与既有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协调、整合议题和突出经济治理平台地位等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G20转型,实现G20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通过G20有效地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当中,转型后的G20会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弥合传统治理机制的疏漏,联通南北,打造联动、包容、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公安队伍纪律风险防控探析

加强风险防控,及时掌握、主动化解队伍纪律作风建设中潜在的风险,是确保队伍稳定的有效方法.只有积极探索,努力构建由教育、监督、惩处等机制构成的立体化防控体系,才能有效遏制队伍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基于债务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

债务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起源,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有着不同债务融资需求,处在不同经济周期也有不同债务选择,债务累积使得债务风险有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机制看,债务风险传导的机制包括流动性机制、资产负债表衰退机制、“债务—通缩”循环机制。从实践看,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现为提高经济主体的负债水平,降低经济主体的可持续性,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从路径看,治理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设置经济主体负债率阈值,健全债务风险监管体系,建立债务风险隔离机制。     

我国杠杆率水平、系统性风险与政策体系设计

观察一个经济体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杠杆率"高低是一个领先指标。基于1996-2020年数据分析来看,我国杠杆率呈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从总体上看,总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却呈快速上升趋势;二是从结构上看,家庭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较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在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高杠杆率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风险放大效应:高杠杆率与经济下行周期碰头会相互放大负效应;二是"逆向淘汰"效应:国有企业和重资产行业对中小企业和新兴行业金融资源的挤占;三是风险传导效应:由局部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降杠杆包括两个层面:宏观层面要控制总杠杆率,在去杠杆与稳增长中取得平衡;微观层面要创新企业融资模式,实现企业资产负债表式的"降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