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 破敌“围剿”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以来，国共两党两军围绕根据地的斗争就开始了。起初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进而发展到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我各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坚持开展反“围剿”斗争，其中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闽东的呼应

一、中央来信与福州市委紧急决议193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红军主力会攻漳泉给厦门、福州两市委的信”,要求:“火速派遣大批干部到那些农民斗争特别发展的地方去(如长乐、福清、连江、莆田、仙游等),发展这些地方的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4月22日,福州中心市委作出“对于红军占领漳州的紧急决议”。决议提出福州及邻县的紧急任务应该是:“动员福州及各邻县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拥护红军的伟大胜利,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农村的游击战争,士兵的兵变,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发展,以响应红军争取全省苏维埃的胜利”。在具体工     

刘伯承两被罢官的红军总参谋长

红军时期,刘伯承元帅曾两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然而,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与李德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又先后两次被罢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官职。今天看来,两度被罢官恰恰说明刘帅是一位坚持真理、党性极强、敢于实事求是、勇于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真正共产党人!     

漫漫征程写史诗——中央红军从瑞金到吴起镇的足迹(上)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当时中央“左”倾领导坚持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致使第5次反“围剿”失利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翻越了终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人迹茫茫的草地,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 1933年10月,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亡我民族于不顾,在对中央苏区4次“围剿”失败后,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率兵50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取了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以达到蚕食苏区,逐步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完全消灭红军和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这时,中央苏区根据地规模空前扩大,红军已发展到8万余人,广大军民在经历了4次反“围剿”斗争之后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士气高昂,如果坚持正确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针,是有条件打破敌人的“围剿”的。但是,当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     

邓小平的斗争艺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诗词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鲜明斗争品格与顽强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间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几代领导人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大潮中,邓小平的斗争艺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艰难险阻,跨越了急流险滩,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邓小平的斗争精神与斗争艺术。     

60年前发生在延安的一起杀人案

1936年,延安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黄克功因私情枪杀了一名投奔延安的女青年,被延安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案件”。 黄克功历经井冈山几次反围剿斗争,后来又随红军走上长征道路。红军在陕北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抗日军政大学,调黄克功任第六队队长,是颇受人瞩目尊敬的一位红军高级干部。     

《冬梅》恪守初心

正1934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南方八省14个地区仍留有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进行抗日战争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保留和准备了重要基础力量。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的《冬梅》,通过瑞金地区一支游击队在政委李冬梅领导下与敌人顽强斗争的历程,生动而形象地勾勒了这一被称为"三年游击战争"的图景。     

“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元帅的故事之五

从1930年开始，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始了肃清“AB团”的斗争。这是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导和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加上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所以，斗争一开始便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中央苏区保卫局在红四军内部大抓“AB团”，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福建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概况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使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国共合作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福建红军游击队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以其独有的心理承受力,经受了种种考验,渡过了重重难关,以斗争求民族团结,促成了福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福建：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清剿”,福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有效地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奇迹     

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

三、保卫与巩固发展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曲折斗争。 (一)配合红一方面军的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0年12月至1931年夏秋,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调动10万、20万、30万大军,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福建等省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这一时间中,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革命群     

开发红色旅游 促进班玛发展

1936年7月．红军长征途经青海省班玛县，点燃了千里草原革命的熊熊烈火，当地藏族人民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怀念，把红军长征经过的子木达沟改称“红军沟”，“红军沟”石壁上当年红军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巨幅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至今仍字迹清晰，历历在目，1986年5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中生与张国焘的生死抗争

这是一场正确与错误的生死抗争。 这是一场高尚与卑鄙的激烈较量。 斗争的一方是“钦差大臣”张国焘。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驾临鄂豫皖根据地,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把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作为自己的地盘和工具,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法,扶植亲信,打击、排挤甚至屠杀异己。在这里,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 斗争的另一方是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他代表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几次将根据地党和红军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为了捍卫真理,维护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绝对领导,他在诬蔑、谩骂、围攻和死亡面前巍然屹立。在这里,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     

重庆打出十面红军旗帜(上)

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指引下,四川共发动了69次武装斗争,在重庆境内成立了10个地方红军组织,打出了十面红军旗帜。这十个地方红军组织中,有的是党在军阀部队中进行工作发动革命兵变,有的是农民暴动与兵变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有的是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结合开展斗争;这10个地方红军组织中,一路红军、二路红军创立了根据地,川东游击军、     

中共党史上的著名口号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一句著名口号。当时,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实权落在李立三手中。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赣州之战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被剥夺兵权 项英上东华山请毛泽东解赣州之围 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指示信：“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允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的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红军到现在是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的书籍——《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4年,由于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中央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损失惨重,只能被迫撤离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处境之险,行程之远,牺牲之大,经历之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未曾有过。但英勇的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实现胜利会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能取得胜利,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分不开的。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是在中国共产…     

为什么陕甘苏区成为四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正长征是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关系着长征的成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为什么陕甘苏区成为了四路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简言之,这是陕甘苏区军民多年苦心经营、卓绝斗争而结出的硕果,是中共中央的主观指导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全军铁心向党,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坚决斗争的必然结果。陕甘苏区硕果仅存,为四路红军落脚提供了可能     

二打长沙

1930年6月10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     

张鼎丞与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丰功伟绩，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所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以分散的游击战与国民党军相对抗，遭受到严重摧残。但闽西红军游击队依托高山密林，在人民群众支援与掩护下，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渡过了种种难关，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武装力量并有所发展，有力地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