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立法解释的不必要——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视角

随着从法律的确定性到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样观念的嬗变,司法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立法中心主义。语言的开放性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刑法立法解释不可能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刑法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没有存在的必要。     

论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基本类型及其建构——以俄罗斯、中国为例

民族地方立法体系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建构则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依据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分为民族联邦主体立法体系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体系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以俄罗斯为典型,后者以中国为典型。这两种典型类型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它们建构的具体路径各不相同。合法性、可行性、科学性、适应性是建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走了一条由简单到成熟、循序渐进的发展之路，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立法质量不高、立法的民主性欠缺、立法中体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存在某些立法空白。要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紧添补立法的空白点，将修改现行法律放在立法工作的重要位置，开展法律清理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兼论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此后,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在1993年和1998年分别制定了以经济立法为重点的五年立法规划.随着这两个立法规划的贯彻执行,经济立法得到了加强,宏观调控有了改善.但是,这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与我们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需要继续加强经济立法,特别是宏观调控立法,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论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基本类型及其建构——以俄罗斯、中国为例简

民族地方立法体系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民族地方立法体系的建构则是民族地方政治体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依据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分为“民族联邦主体立法体系”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体系”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以俄罗斯为典型,后者以中国为典型。这两种典型类型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它们建构的具体路径各不相同。合法性、可行性、科学性、适应性是建构民族地方立法体系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构建以共识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以多主体认知理论反思传统法律体系的缺陷

多主体认知理论是现代逻辑学新兴的一种理论,本文介绍了多主体认知理论的由来、要点及主要特点,评介了这一理论对法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从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传统法律体系构建的认知缺陷,并以此为基础重点阐述了多主体认知理论对法律体系构建的独特贡献。     

俄罗斯司法鉴定法律体系的研究与借鉴

自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之后,十几年来未曾颁布过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司法鉴定相关立法,虽然关于司法鉴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等不胜枚举,但法律位阶仍未到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层面.这一现状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系与健全司法鉴定的管理与使用相衔接体制,且实践中涉及司法鉴定法律适用时,无法可依、越权管理等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制定具有司法鉴定组织法性质的司法鉴定法势在必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于2001年批准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司法鉴定活动法》(下称《俄鉴定法》)可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提供有效经验,有助于探求我国司法鉴定立法的未来发展之路.     

教师权利义务体系的重构--以教师法律地位为视角

教师权利义务体系是教师法律地位的表现。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首先需要明确教师在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随着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及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和关键,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重构我国的教师权利义务体系,必须采取如下措施:在修正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新教育观念、拓展教师权利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教师资格制度、严把教师入职关,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通过在立法中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确定为公务员身份并采取职位聘用制,来实现教师职务的稳定性和公共性,切实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确认和保障教师的法律地位。     

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定位之刍议

担保派生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之树,究其制度起源而言,原本系为履约保障与交易安全提供一种辅助与约束机制,具有从属特性。而这一特性导致:担保法于理论上多依赖于其他部门法而欠缺独立之可能;同时,担保法律制度之表现形式亦多依附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与买卖等交易契约关系之中,鉴于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与合同法律制度亦多采分门别类之立法模式,于是乎,担保法律制度也就散见于民商事部门法之中。在民法典国家,担保法多以分散式立法,将物的担保置于物权编,人的担保及金钱担保置于债权编。然及至今日,情势异也!现代担保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流通性及促进交易之功能,并在立法上确立了以担保权益为核心的一元立法模式,并以此构建了完整的担保法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进行民法典编纂工作,处于如何选择担保法立法模式的十字路口,而民法典的编纂也为担保法立法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检视分散式立法模式在我国适用的弊端,以期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之定位,在为担保法争取立法空间的同时,实现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重构。     

承认规则下法律体系的自治性和开放性

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论入世条件下农业法律体系的生态化构筑——以市场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为视角

生态化建设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生态学理论作为视角探求构筑中国农业法律体系的生态化 ,实现生态文明时代和政治文明的途径。把生态问题作为法律文化的范畴并纳入人民的视野 ,将中国的农业法制化建设放在入世的条件下思考 ,并从中国文明中寻求借鉴 ,使人类的基本行为规范与价值哲学有机统一 ,提出中国农业法律体系的构架战略和问题     

中国宪法学教学体系之研究——以法律高等职业人才培养为背景

中国宪法学教学体系的规划设计应结合我国宪法实施状况以及宪法学教材编排的特点,在明确了高职宪法学教学的目的、目标与任务的基础上,紧扣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及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来把握。较为合理的中国宪法学教学体系应围绕着人权与公民权利、国家机关、宪法制度来建构,中国宪法学教学体系设计的直接目标是提高教学的质量与效果,这需要以体系为基础,通过将宪法规范与宪法案例、宪法事例相衔接的教学手段来得以实现。     

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有依法治国的实践，所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论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路径

目前,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通过对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立法空白,法律体系效力层次冲突,一些法律条款中存在漏、弱项等问题,执行保障也需进一步优化.对此,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模式,结合我国国情,从宪法、基本法律、一般法律等层次进行立法完善、理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     

应对气候变化的伞状法律体系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除了通力合作，制定并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外．还应制定具体的国内法，以实现本国的节能减排目标，并更快地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西方一些国家，如日本、英国等，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伞状法律体系，使其更加从容地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虽然有不少单行法涉及到了循环经济、节能等内容，但并没有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更没有将已有的法律整合出一套法律体系。因此，采用环境法领域常见的“伞状立法”结构．建立一个以“气候变化应对法”为统撮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互动——以电影《被告山杠爷》为例

法治化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法治化的“法”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法”,它是中国打开国门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这种法必然会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产生冲突,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面对陌生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又该怎样互动和博弈？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代国家极力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内在张力来一一解答。     

法律解释三论

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不是一种权力，只是应用和适用法律必须倚赖的方法、技术和手段；作为人类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及存在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其主体只能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而不是组织；法律解释中的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应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关系应得到合理、有效的协调和平衡。由是，我们才能带着合理的“前见”步入法律解释的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视域融合”。     

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暨后法律体系时代法律体系的拓展方向

我国在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此开放性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由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由创制法律向统筹法律与清理、编纂、修改法律,由“摸着石头过河”向科学规划、协调发展模式,由粗犷型立法向精细型立法,由立法的片面性向把各种社会关系合理纳入到法律范畴内的五个方面的转变;同时,要关注社会、民生、经济、科技和商事立法,注重法律的良善问题,注重我国签订和加入的国际条约、公约与国内立法的衔接,把它们纳入到我国的法律体系范畴中来,关注国际立法的动态,积极融入国际法律社会之中。     

论法律的限度——以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球引发的危机引起了各国政府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不论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是否完善,似乎都存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危险。人们习惯于将普遍性的对某类正当权利的不断侵害归咎于该时期的法律不健全,寄望于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杜绝侵害行为的发生。但是,法律的作用只限于在适当的范围内影响违法犯罪行为由最低值向最高值发展,即使是法治社会,法律也不是唯一有效的维护国家、社会、公民合法权益的途径,法律的限度随时存在。事实上,任何增加利益相关者幸福的手段都可以纵容或抑制某种行为的发生概率,只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他们。     

论法律沟通的法域——以公司法为视角

公司法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至为重要的部门法。在公司法中,不论是公司的设立,还是公司的终止;不论是公司的章程,还是公司的组织机构;不论是股东的出资,还是公司资本的增减,抑或是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等;在某一层面上都涉及到投资者或股东的意愿,其过程都离不开投资者或股东的沟通协商,其结果都是他们最终作出决议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