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

“法、术、势”是我国战国末期韩非关于法治三者相结合的政治学说。 法治思想,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他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就是说,废止礼治,推行法治。韩非所说的“法”,是指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令;“术”,是指封建国君根据法令控制、考察官吏的手段;“势”,是指权势、权力。他认为“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一无”。韩非总结和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提出了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法治理论。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散文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二三三)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先秦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治学说,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韩非把文学看作现实斗争的工具,坚决反对虚言浮辞、华而不实的文风。他那笔锋犀利、富于文采、战斗性很强的论理散文,就是他宣传法家革新进步思想的锐利武器。因此,韩非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或文学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它作为一个体系,从汉至清二千多年间,其发展过程大致为分为开始、发展、成熟和延续等几个阶段。理解和掌握这一过程的基本线索,是学习并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一概述,供自学同志参考。一、两汉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魏相李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法经》,开重刑主义之先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在立法上以法家的“法治”为依据,用“以刑去刑”、“以杀止杀”的重刑主义统治政     

法律之下的权力——析严复对传统法制观的超越

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理念;也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建立现代政府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严复从保护民众的自由权利出发,对君主拥有无限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出应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的思想.他对以法律来制约权力问题予以特别的强调,这一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丘濬法律思想述评(续)

主张加强封建法制,反对君主越法擅断 丘浚还从立法、司法等各个方面,广泛地论述了法制问题。在他的全部论述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必须遵守封建法制;就是君主也不能徇私枉法。 因为封建法律代表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在强迫广大人民绝对服从的同时,也要求自已内部的成员知法、守法,甚至君主也不能例外。但是在“法自君出”、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皇帝、权贵们非但在对人民的镇压方面不受法律     

《韩非子·定法》译注

【说明】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分析了在他以前各个法家的学说,总结出“法”、“术”、“势”相结合的一整套法治理论。《定法》就是对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的一篇总结。在这篇文章中他肯定了“术”和“法”都是“帝王之具”,即都是封建君主须必具备的统治工具,二者缺一不可。同时也指出申不害重术而无     

“法治”与“专制”——韩非的“法治”思想评述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基本特点是宣传法律至上。提倡法制主义,任何人,包括国家的君主在内,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本文所谈的“法治”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其基本内涵是提倡把法作为治理国家,巩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法的最高宗旨是维护皇权。也就是说,“法治”与“专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法治”从属于“专制”,服务于“专制”。战国末期的韩非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     

《荀子·王制》(节选)译注

【说明】荀况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王制》是《荀子》中的一篇重要著作。这里的王不是指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而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荀况在本篇中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制定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制度。从这篇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法家思想和进步的政治主张。     

更法

《更法》选自《商君书》,记述了商鞅和他 的政敌在变法问题上所进行的一场论战。甘龙、杜挚代表 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以"法古"为旗号,主张"循礼",死守 "秦国之故",企图维护风雨飘摇的奴隶制和反动的奴隶 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商鞅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以 "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的历史事实,驳斥了他们的 谬论,得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结论,论证了 变法的合理性,击败了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文章表达了商 鞅的进步社会观,反映了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生 气勃勃的改革精神。但是,商鞅轻视人民群众等思想,也 反映出他的剥削阶级本质。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与德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以“礼法合一”为特征的伦理法.道德规范是传统法律的载体,同时处于法律的上位.这种法德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受家族主义文化和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参考道德因素,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坚持依法治国.     

荀况王霸思想的初步研究

前言先秦儒家的王霸思想始于孔子,中经孟子,到荀况则集大成,一共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是封建领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孔、孟、荀的王霸观点,作为各自“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     

西汉后期到唐代的儒法斗争

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儒法斗争,从汉元帝开始,到唐朝为止,共一千一百多年。这一阶段地主阶级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逐渐转化成保守、反动的阶级。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尊儒反法。儒法斗争由原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变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商鞅的法治思想探析

细数先秦法家诸子,可以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商鞅,尤其是他的法治思想,时代特色鲜明,直接体现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刑法原则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刑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中却占重要地位.古代刑法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主要任务是“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剪乱诛暴,禁人之为非”(《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利用刑罚手段,镇压一切危害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行为.它在规定犯罪与刑罚方面所遵循的原则,虽然没有列章划目,综合观之,有如下几方面基本原则:第一,君主专断,任意施法.原始社会没有国家,也没有法、更谈不上刑法原则.传说太古之时,“未有上下而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     

从秦代到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

秦王朝建立后到西汉中期,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儒法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代表了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是坚持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倒退回去搞奴隶制的分封制;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这是关系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法家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李斯、汉高祖、吕后、贾谊、晁错、汉武帝、桑弘羊等,儒家小丑有:     

政府要坚持法治原则

君主和政府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而只能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否则,就违背了人们 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使用绝对的专断权力,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 两者都是与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 决不能听任君主凭他的个人意志,实行专制统治。即使某个君主具有非凡的智慧、善良的 品德,如果不受法律的制约,也不能保证他不独断专行,贻害人民。     

试论韩非的法治理论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是苟子的学生,喜欢研究刑名法术的学问。他原为韩国公子,看到韩国政治腐败,用人唯亲,曾多次向韩王建议变法,但未被采纳。于是便退而著书,写了许多阐述法治的文章,笔锋犀利,态度鲜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韩非的著作传到了     

正确理解从“法制”到“法治”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人治，指统治者一个或少数人之统治，是一种统治者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方式；法治，则是指一国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归结点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后者的权力立足在法。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法制”一词产生很早，在一些古代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言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