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辩平等原则演进的思考

人类文明前行的足音,必然呼吁人类个体自由度的提高和主体平等地位的确立。在各国刑事诉讼领域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演进中,控辩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这是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尊重人权和强调人的尊严的必然要求。而今,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是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以此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可以发现,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等

控辩平等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下面,本文将从控辩平等的内涵入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对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深入探讨控辩平等的价值和实现途径。     

我国控辩协商程序的规范进路: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确立,使刑事诉讼的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前移,与对抗模式下的庭审实质化相对应,控辩协商实质化亦成为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基本要求。然而,控辩平等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和量刑合意形成的关键环节,却未受到立法、实务层面的应有重视,相应配套之程序性规则体系与保障措施的缺失,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控辩双方诉讼实力不平衡导致控辩协商实质性缺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灵魂。为增强控辩合意过程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决策能力两个层面考量,探讨建立规范、具体、系统的控辩协商程序之基本方向和完善法律规范层面对控辩协商规制不足的路径。     

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看律师辩护人地位——兼以律师法的最新修改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人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从刑事诉讼结构理论的角度来讲,这是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所致。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不足。新律师法的修改为改变不合理的诉讼结构,提高律师辩护人地位,真正实现控辩平衡和审判中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控辩平等原则下证据开示制度之反思

控辩平等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已为大多数法治发达国家所吸收。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吸收控辩平等原则的合理内涵。由于人们对其确切涵义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导致在设计控辩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违背控辩平等的主张或做法。本文拟对控辩平等的涵义进行探讨，继而反思证据开示制度，以正本清源回归理性。     

论刑事诉讼中的合意问题——以公诉案件为视野的分析

本文以公诉案件为视野,探讨了刑事诉讼作为正式制度的几种合意辩诉交易、程序选择合意以及证据问题的合意,分析了不同内容的合意的效力范围.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刑事诉讼中合意制度化的理论前提控辩平等、分权制衡、程序主体性等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和全面制度化,并提出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尚未从实质上确立控辩平等、分权制衡的格局,程序主体性也不能从运作层面上得到贯彻,从而缺乏合意成立的基础意思自治和主体平等,因此,当今刑事司法改革不应以彰显合意为重要内容,合意的制度化或合法化历程应当缓行.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方向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

本文认为，控辩平等是法律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实现程序中立性的保障。刑事诉讼国家控诉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公诉享有当然的优势，然而控诉方收集证据能力的事实上的强大，要求程序设计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确立控辩平等机制，以纠正控辩力量的失衡和实现控辩程序均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控辩平等方面作了重要改革，但尚有较多的保留     

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关系与律师权利保护——司法改革语境下的分析

如何维持一种平衡的控辩关系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构造中主要呈现控辩失衡的态势。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应当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重塑控辩关系。通过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建构控辩平衡的诉讼构造,以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     

刍议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途径

控辩平等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而控辩平等又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司法现状密切相关。从司法运行实践看，影响控辩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在于控方实力过于强大，辩方力量的相对弱小，而法官又很难以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特别是在以强调犯罪控制为主基调的国家，国家追诉权具有不断扩大的倾向，司法权的膨胀是导致控方力量超限度强大的内在动因。     

刑事诉讼视角下辩护权界说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一项贯穿始终的诉讼权利,主要表现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论证对被指控人有利的材料和理由,在实体上反驳指控,提出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应当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及在程序上主张被指控人所拥有的合法的诉讼权利,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侵犯。但是由于司法理念和制度的弊端使得我国现实层面的辩护权呈现出与应然状态的脱节与偏离,因此,立足现状,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控辩平等——以构建平等合作诉讼模式为中心的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是从平等武装与平等对抗的层面认识和剖析控辩平等的内涵。然而,在当代法治视野中,控辩平等的内涵已经有了新的丰富的发展。平等武装、平等保护、平等对抗、平等合作四种模式共生共长,凝聚而成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和谐社会(世界)构建之时代背景之下,控辩平等合作模式的构建,应当在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中有所担当。     

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有一定价值,但存在诸多弊端。即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死刑复核程序自身的弊端依然存在。应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实行死刑案件二审强制上诉制度,增加三审并原则上设定为法律审。实行合议庭法官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时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原则,并应对死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进行改革。死刑案件还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大化。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帝王"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重述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位原则、“帝王”原则,构成了现代程序法的基石, 其地位如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刑法典。从内容上分析,程序法定原则包括了形式(程序合法性)和实质(程序正当性)两项要件,由此产生了形式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和实质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通论性和一般性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统摄性,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存在着程序法定的具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程序法定”原则的不彰、程序法定价值的不显。基于此,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运行,贯彻程序法定原则是当务之急。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 --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有利被告论探究——以实体刑法为视角

实体意义上的有利被告,作为罪刑法定与刑法的明确性原则的一条派生与补足原则,指的是当刑法适用上遇有暂时"解释不清"的疑难时,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它可以从国家作为立法者应对刑法规定不明承担的责任、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刑法的正当目的以及传统刑事政策等诸多维度得到证成。从有利被告的立场出发,在刑法解释领域,应当排除违背立法精神的不利被告的解释,允许不违背立法精神的有利被告的解释;在定罪环节,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与"罪疑惟轻"的规则:在量刑环节,应当排除违背立法精神的重刑选择,而允许不违背立法精神的轻刑选择。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