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技术侦查措施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立法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是侦查走向法治化道路的一大进步。但是不能否认,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还很原则,在未来贯彻执行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以期寻求对抗犯罪升级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使其沿着法治化道路前进。     

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我国侦查实践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这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活动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规定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诸多方面存在缺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将面临挑战,亟需对其予以完善和具体化,以便于侦查机关更加科学、规范地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诱惑侦查的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是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侦查方式,由于诱惑侦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导致诱惑侦查的争议不断。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出现,在诱惑侦查的使用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大难题。因此,只有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研究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才能致使诱惑侦查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又不致侵犯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研究——以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活动,并积极倡导研究如何在刑事诉讼法新规定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本文结合本溪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际,以机制创新为视角,从整合侦查资源、突出发挥整体作战效能;构建信息处理平台、充分发挥情报引导侦查机制作用;规范初查内容和方式、前移办案重心;建立自查机制、规范性审查等四个方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现场勘验工作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侦查、技术人员要把收集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关键,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模式向"证据定案"模式转变。提高犯罪现场实地勘验质量,高度重视规范制作法律文书,规范犯罪现场勘查证据的管理,强化检验鉴定工作。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2012年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技术侦查作出规定,这对技术侦查的规范化和合法化有着重要意义。但其规定存在着许多缺陷:适用范围不明确、实施主体不合理、适用阶段不科学、审批程序不严格、使用次数不合理、权利救济匮乏、庭外核实不具体。因此,在立法中,应明确适用范围、规范实施主体、调整适用阶段、严格审批程序、限制使用次数、增加权利救济、具化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实施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价值。     

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之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手段,各个国家均采取了谨慎的立法态度。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了刑事诉讼法典之中,这对于侦查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施谋侦查”证据转化模式研究

施谋侦查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秘密性的特殊侦查行为,有狭义立法型与侦查习惯型两种立法样态,具有立法模糊性、实践普适性、相对合法性与灵活多样性的特征。施谋侦查所获信息可分为适格证据类、准证据类与非证据类三种,其证据转化具有理论与实践中的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中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具有理念上的冲突、规则上的冲突及理论上的缺陷。合理的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形式分为多元转化式、侦查主体作证式与相对人参与式三种。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看守所归属问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对看守所的职能定位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与完善,但对看守所隶属调整问题并未涉及。为了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总体要求,管理看守所的上级部门分别从羁押理念、羁押管理、羁押形态、羁押目标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但以上调整举措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看守所现有弊病。因此,把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特点

文章对1979年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有四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法律条文更臻于完善、具体,可操作性明显加强;(二)内容表述更严密,语言更规范;(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进一步扩大,诉讼制度的民主性得到充分体现;(四)法律监督机制加强,三机关互相制约得到真正体现。文章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论述。     

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内容,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制衡力,对侦查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侦查机关应认真学习新《刑事讼诉法》的内容,通过更新侦查理念、提升法律素养、优化侦查模式、提高讯问水平等措施,应对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逮捕率居高、畸形,逮捕功能被异化,逮捕、羁押制度尚未完善,行政化逮捕审查影响审批程序的开放性。因此,我国立法对旧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主要体现在细分规定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规范了逮捕执行程序、增加了逮捕羁押的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确保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论侦查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一直以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具有控制侦查、加强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内涵.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侦查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得以不断延伸.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和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控制下交付作了初步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粗疏难免存在不少问题,为此必须予以改革和完善。综合权衡较为适宜的改革路径是制定《控制下交付法》,具体制度设计是: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宜改为"非法或可疑货物";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宜细化;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审批程序宜具体化;控制下交付执行机关、协助机关职责的法定化;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控制下交付权;着力解决控制下交付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侦查监督体制的确立

为强化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侦查机关被赋予强大的侦查权,而侦查权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出现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现象。在西方法治国家,以法限权和以权限权是控制侦查权的有效途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同时结合我国特有的经验,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监督体系,有效控制侦查权的运行。     

谈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完善了我国的侦查制度,在制度层面实现技术侦查法制化,既顺应了国际刑事法制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我国打击新型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技术侦查法治化应在细化技术侦查种类、引入审查监督机制、规制非法技术侦查行为、保障相对人诉讼权利等方面再行突破。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检察机关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运行问题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尘埃落定。纵观其修改内容,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此外,新增了四个特别程序,并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以及审判程序等作了明显的调整和完善。上述变化对检察机关公诉权、侦查监督权的运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对于推动检察机关规范、有效地行使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尚未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本文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入手,分析其面临的障碍,在借鉴国外这一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解决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应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