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表见证明探析

表见证明是法院采用类推的方法根据经验法则就某一待证事实所进行的情态推定。这种推定事实以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为基础,直接依据客观事实发生的经过,推定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如过失或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当事人无须再主张具体事实和证明。在我国,在对表见证明与事实推定予以区分后,应将表见证明引入医疗纠纷和合同纠纷领域,以减轻特定案件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困难,促进司法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事实推定在毒品犯罪中的应用

运用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适用"经验法则"来进行推定,在毒品案件的侦办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和持有与贩卖毒品的区分这两类常见问题,如何适用事实推定进行探讨。     

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之关系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是在诉讼活动中 ,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两种不同制度。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 ,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 ,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具体的确信 ,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法定证据是指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 ,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的约束。目前 ,就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构建 ,是实行自由心证 ,还是实行法定证据 ,还是二者相结合 ,理论上众说纷纭。本文结合诉讼活动认识规律 ,对自由心证与法定证…     

证明责任虚无主义及其弊害分析——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运用情况的实证考察

证明责任概念存在“所指”与“能指”的错位,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应是指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引导法官作出裁判的败诉风险。当前司法实践中对证明责任存在多种误解,证明责任判决缺席。拖延诉讼或拒绝作出实质性裁判、提供证据责任一元论、证明标准的降低、案件事实的强行认定、比例认定等都是证明责任虚无主义的表现并具有多方面的弊害。     

甥舅争牛案的启示

一起简单的所有权确认纠纷,在古代能得到公正而高效的解决,放在程序保障日益强化的今天却很可能不会得到圆满解决。法官就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是作出裁判的基础。法官的内心确信与法律真实标准的背离,是诸多案件疑难的根源之一。运用常规方法有时不能查清案情,在不违背社会公德、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应当允许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运用以提问为主要方式的司法智慧探求案件实情,如此才有利于调解和判决的进行,从而妥善化解矛盾、维护公平正义。     

关于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民事推定中也应该引用此标准。为了保证民事推定的判决的公正性，在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证标准是现实的、必须的。生效的民事裁判中不符合此标准而认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有关证据法民事推定规则的设计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论民间借贷中借贷事实的认定

民间借贷纠纷作为当前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之一,其在事实认定层面上常面临难题。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刑民交叉问题、实际借款金额的认定、利息约定不明确、虚假诉讼频发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官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了一定的指引,但对于实务中类型复杂的民间借贷仍无法全面妥善解决。通过归纳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的常见问题和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以期探索民间借贷中事实认定的处理方法。     

论知识产权鉴定意见的审核认定

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往往具有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审判人员在面对该领域的矛盾纠纷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的介入来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与判断,从而有效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认定。鉴定意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审判人员在裁判过程中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审核确认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从而确保鉴定意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论事实审的有效性

事实定性错误应当属于案件事实不清的内容之一。刑事案件办案当中的程序疑难,实质上表现为审判程序中裁判规范不清。"事实不清"对于裁判行为在事实定性方面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了裁判规范缺乏所导致的错案风险。严格按照程序规程进行案件审理,方可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一审调查规程"规定了证据裁判主义、控方证据完整性要求、法庭保证证人出庭、非法证据不得出示、质证等内容,是对于事实审有效性因素的努力探索。案件性质判断是庭审事实发现能力的重要内容,裁判规范应当对此进行明确规范。只有对裁判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的全面理解,才能有效充实庭审事实发现的途径,提高庭审事实发现能力。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虚假“认罪认罚”之甄别--以经验法则的运用为视角

经验法则是审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否真实的不可或缺的依据和方法。司法实务中,运用经验法则判定认罪认罚是否真实时,应当注意防范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丰富性特征潜在的诱发错判的风险,并从认罪认罚的"三性"(即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契入,重点审查核实所引依据是否经验法则、所引经验法则是否与待定事项对应和是否存在例外情形,应高度重视程序合法情形下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审查,避免发生"罪从供定"和忽视收集、审查供述之外的其他证据的情形。     

当代中国“司法不独立”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存在"司法不独立"问题的原因,认为人们在如何认识"司法独立"问题上存在误区;在提高法官素质问题上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影响了法官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在我国当前司法权尚处于权利弱势的情况下,提出了解决当代中国的"司法不独立"问题的几点对策.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启示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个主要特色：排除模式由自动排除转向裁量排除；法官行使裁量权时遵循行政上的“比例原则”。这两个特色启示我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应采取裁量排除模式，法官在考量对非法获取的证据是否排除时应遵循“比例原则”。     

无罪推定与控辩对抗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石性原则,控辩对抗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罪推定原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控辩对抗的精神和要求,而刑事普通审判程序中,控辩对抗的形成与对抗性的增强离不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与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础上,改革与完善有关控辩对抗的制度与程序设置。     

我国刑事错案防控与纠错机制之思考——张高平叔侄案引发的思考

刑事案件的错案防控与纠错机制,体现国家的人权保护状态、刑事司法水平,国家的法治文明状态以及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宪法关系.本文以张高平叔侄案为契机,分析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在阐明转变执法理念的前提下,重点就法官独立司法、行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平衡和机制的构建上进行了论述.     

论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

在现代司法文明时代,刑讯逼供日益被司法界所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文章从刑讯逼供的原因出发、对症下药,确立无罪推定,完善证据尤其是口供的采信规则,改革侦查体制等立法、司法实践方面的措施,以期减少乃至消除刑讯逼供,从而裨益于构造公正、文明的司法程序,实现司法公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论我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

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根本上的原因在于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严格地实施法律、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正义.文章试从司法独立应有的法院整体独立、审级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三个含义方面来找出我国法院现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给出相应的司法建议.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的立法思想是针对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法律制度提出的,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因素,虽然不是完全照搬,却是我国的刑事司法向无罪推定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在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中尚有差距,还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中国法治的行政法治化道路

多维面向的中国法治道路理论有自身的缺陷。基于法治的核心要义和适度的建构立场,可以从权力分解的角度探寻具体的法治道路。借助司法权威确立规则之治和经由法律人之治实现法律之治,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构想;规则之治与社会治理的冲突,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是其内在缺陷。行政法治化,有助于推动公民启蒙、控制权力膨胀、促进规则之治,从而化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矛盾,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先导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