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韩非的“专制”与“法治”思想

<正> 刘海年同志在《论秦始皇的法律思想》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从李悝到吴起、商鞅,再到韩非、李斯,他们都主张以法律治理国家和实行君主专制,然而,“恰恰是在‘法治’和‘专制’这两个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常常发生矛盾”。刘文着重分析了这一对矛盾在法家学说主要实践者秦始皇身上的充分表现。本文赞同刘文所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并步其路子,通过对集法家学说大成者——韩非思想的分析,企求对这一观点有所补充和扩展。一、韩非的“法治”统一于“专制”众所周知,韩非是一个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者。韩非所处的时代,刚刚由奴隶制过     

简评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韩非“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对其提出的"法治"思想历来褒贬不一。韩非"法治"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文章拟通过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执行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得出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启示即现代法治视角下韩非"法治"思想的缺陷与其"法治"思想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韩非法治思想解析

一、从韩非法治思想体系——“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看其法治观的权治特点 研究韩非的法治思想，必须解决对他的法治思想体系的表述和评价问题，表述和评价不同，将直接影响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态度。     

论韩非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倡三者并举。但历史经验证明,仅重视＂法治＂,并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思想逐渐被重视从而走向礼法结合,这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有利。     

论韩非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倡三者并举。但历史经验证明,仅重视"法治",并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儒家思想逐渐被重视从而走向礼法结合,这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有利。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就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的概念、法治的内涵、法治的原则进行了分析。文中指出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属于实证主义理论法的概念,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法的概念,法即是刑;其法治意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君权下的依法办事。     

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整体上对韩非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做了比较 ,认为他们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三个方面 ,两人思想有很大一致性 ,但又有小的不同。另外 ,两人的法治思想还有较大相异处 ,表现在 :对立法执法的主体认识不同 ,出发点与手段不同 ,对历史的影响不同。     

论韩非法治思想特点

公元前221年,秦用暴力,实现统一,将韩非思想付诸实践。而秦短命夭折,骂名千古,韩非思想也因而一直未能居于正统。但依它而建立的专制大厦却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不断增高、加固、拓宽。因此,重新探讨这座古老建筑设计师的初期设计方案,不能不是个令人深思的课题。韩非已引起当今学术界的关注,但论者一般认为韩非法治思想特点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笔者不敢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散文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二三三)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先秦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治学说,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韩非把文学看作现实斗争的工具,坚决反对虚言浮辞、华而不实的文风。他那笔锋犀利、富于文采、战斗性很强的论理散文,就是他宣传法家革新进步思想的锐利武器。因此,韩非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或文学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韩非与亚里士多多德法治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整体上对韩非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做了比较,认为他们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三个方面,两人思想有很大一致性,但又有小的不同。另外,两的法治思想还有较大相异处,表现在：对立法执法的主体认识不同,出发点与手段不同,对历史的影响不同。     

韩非“以法为教”的德化思想论

韩非认为,无论是人的素质,还是人性的现实,都处在不甚完美的境地,因此,施行“以法为教”的德化是必要的。在营筑德化的具体过程里,韩非重视的不是微观问题的辨析,而是宏观视阈层面上机制的建设。在内在的方面,依据万物“有所宜”而因循万物特性的方面受到推重,因循不是简单的消极行为,在“因物以治物”的二维动宾语言结构里,它仍然体现着行为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在外在的方面,通过在“形名参同”的实功、实效轨道上,设置了由因能以任、称功赋禄、赏罚组成的互动链,为万物“宜其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为万物“有所施”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动态上又为万物“处其宜”形成了自然的驱动力,并最终完成德化活性化的追求。其意义积极而深远,值得借鉴。     

试论韩非的法治理论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是苟子的学生,喜欢研究刑名法术的学问。他原为韩国公子,看到韩国政治腐败,用人唯亲,曾多次向韩王建议变法,但未被采纳。于是便退而著书,写了许多阐述法治的文章,笔锋犀利,态度鲜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韩非的著作传到了     

略论韩非的法治主义

(一)君主集权韩非生当战国后期,作为他的法律学就的法治主义的理论,正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并转而影响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社会实际.在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统治的时代,实质上君主不是大权独揽的,他只不过是奴隶主或封建领主中间最大的一个.君权的扩大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削弱领主贵族的特权而产生的结果.君主集权便是韩非法治主义的中心内容.韩非主张君主不仅是名义上的元首,而必须在实质上操持统治权力,决定国家政策.统治权力是统一地集中在君主的手上,由他一个人来掌握,绝     

“法治”中的专制——读柏拉图《法律篇》有感

本文认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论述的“法治”观,其本质仍为“哲学王”的专制,这一点是和《理想国》、《政治家》中体现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在政治上的这种“权威主义”理论,其哲学上的依据是“理念论”。这种观念在近代思想界和社会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韩非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本文在考察传统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家韩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期对现代法治发展有所借鉴。     

本土民主法治的先声——黄宗羲法律思想评述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之际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身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衰亡时代,黄宗羲敏锐地体察到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指出了这些症结的根源所在,同时他用自己一系列的政治法律思想为这种制度的改革规划了蓝图,其中的很多内容即便是现在看来仍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值得后人认真总结研究.     

韩非的法律思想

<正> 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大思想家,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变法,执法的历史经验,吸取了前期法家的思想资料,以君本位为核心,建立了法家思想的完整体系。与同时代思想家比较,他的法律思想最为丰富。 1、韩非的立法观什么是法?韩非在多处作过说明,择其主要两处于下:第一,“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藉,建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①;第二,“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     

“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黄宗羲法律思想评述

(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亦号梨洲。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末清初正逢我国的封建社会处于进一步的衰落,瓦解之中。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走向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巴经产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在手工工人和工商业者中不断爆发要求冲破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摧残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波及到封建士大夫内部。同时,由于皇权的恶性膨胀及君主的腐败无能,出现了宦官——阉党专权的局面。这不仅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且,使统治阶级内     

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

根据大变局的历史观,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两次大变局。与之相对应,中国也出现了两次法治思想的突破,即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突破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二次突破使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在法治的意义、价值、民主性及权威性等核心问题上从根本上超越了第一次突破。坚守与坚持突破,正是最终完成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法治思想向现代民主法治思想转变的根本条件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