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执行视域中的大数据反腐：情境、结构与绩效

<正>大数据反腐的本质是执行大数据技术,提升权力监督的制度绩效。从技术执行视角分析,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要素包括情境、结构和绩效。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情境包括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客观情势、克服反腐信息不对称的内在需求以及反腐进入攻坚期的策略选择。大数据反腐技术执行的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制度安排以及相     

从网络反腐到大数据反腐:基于信息流建构的反腐模式创新

信息及其流动过程是网络反腐模式与大数据反腐模式共同的核心要素。从信息流视角看,网络反腐模式在举报者的信息源、政府信息处置与分析等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发展困境。大数据反腐模式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在信息源、信息处置流程、相关性分析与预测等方面实现了信息流建构的根本性变革,是对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反腐模式的创新与超越。当前深入推动大数据反腐模式创新需要进一步打通信息节点,保障公民与政府信息获取的数量,提高政府信息处理的技术能力,推进大数据反腐制度化建设,实现大数据与反腐实践的深度融合。     

民事执行中大数据技术应用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难一直是阻碍司法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掣肘,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联合查控机制,可以实现快速定位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投资、高消费等方式,迫使其自觉履行。但是,将大数据技术运用到民事执行后,实践中存在执行信息共享程度不够、执行系统的信息覆盖范围有限、执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有效解决上述掣肘应当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出发,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集约化执行平台、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提高数据利用效率,促进民事执行模式的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绩效评估的新领域与新方法

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还存在一些诸如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指标泛化、评估内容固化、评估方法老化等不足。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日益提高,政府绩效评估在主体、内容、方法、领域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运用新的数据采集技术和方法,使原来得不到的数据可以得到,原来无法运用的方法得以运用,将大大拓展政府绩效评估的领域和方法。政府绩效评估领域从单一的政府组织评估扩大到领导干部个人政绩评估、社会治理评估、廉政评估及预警等。另外,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多维化的评估视角和差异化的评估指标等都能提高政府绩效评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动因分析、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大数据技术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基于大数据赋能开展政府绩效精准管理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整合政府绩效信息的必然选择、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以及实时进行绩效问责与激励的实践要求。我国对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探索,仍面临着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缺失、政府绩效信息整合的有效性不高、存在潜在道德风险隐患、大数据相关要素支撑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为进一步推进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发展,未来应加快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制度建设、推动政府绩效信息的有效整合、构建"回溯性、实时性和预测性"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强化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大数据要素支撑能力。     

大数据时代反腐情报收集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反腐情报收集工作带来了巨大便利,促使反腐情报收集范围愈发宽广,收集成本普遍降低,微观信息的整合更加容易。但因大数据时代的反腐情报信息总量过于庞杂、反腐情报真伪难辨、情报收集容易丧失个性化且极易损害民众合法权益,给反腐情报收集造成了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可以从尽快打造专门性的大数据时代反腐情报控制平台、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反腐情报收集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民众合法权益三方面予以消解。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     

微博反腐：模型、现状与对策

微博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方式,具有高效便捷、公开透明、及时互动的特征,越来越引起政府官员及廉政研究学者的关注。以微博反腐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维度,可构建四阶段模型。微博反腐通常要经历“低积极、低消极”、“低积极、高消极”、“高积极、高消极”、“高积极、低消极”等四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微博反腐处于“高积极、高消极”阶段,在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微博虚假信息过多,微博反腐运作流程不健全,存在着非理性化倾向,等等。针对当前阶段微博反腐的发展状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政府应完善微博反腐的规章制度,促进微博反腐法制化、规范化;科学设计微博反腐流程,建立微博反腐信息库;深化对微博反腐的认识,推进政务公开;实行微博实名制,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使微博真正成为有效的反腐平台。     

大数据时代科技反腐的作用与发展建议

制约和监督权力是反腐败的关键。在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改革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运用科技手段作为当前反腐败的切入口和突破点不失为明智之举。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为反腐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从技术层面提升反腐效能,突破反腐败瓶颈,需要执政党在既有的反腐败方略和路径之内,充分重视科技反腐的特殊作用,在顶层设计时充分考虑科技元素,整合数据资源,推广信息化应用,形成官民互动的良好格局。     

政治社会化视域中的廉政教育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得以实现代际传递的途径,廉政文化是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教育应充分利用政治社会化的媒介、特点及功能,做到在对象上,坚持点与面相结合;在内容上,坚持继承和吸收相结合;在形式和载体上,坚持软与硬相结合,加强对社会成员的教育。结合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及其媒介的作用,将大力提升廉政教育的实效性。     

党内民主视阈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以党内民主的动力助推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此激发队伍纯洁的内在活力。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基础,保障党员的参与权和选举权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标志,保障党员的民主决策权是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关键,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现实路径。要加强党内基层的民主建设,提升反腐倡廉的创新动力。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和"两新"组织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基层社区党内民主的创新。     

网络反腐的法治考量

网络反腐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政治诉求,形成了较强的反腐威力,并逐步成为国家反腐机关的反腐行动路径之一。但缺乏制度规范的网络反腐,在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也可能与网下反腐脱节,影响反腐成效。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进程,用制度来保障公民网络监督权的实现和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畅通,大力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不断完善网络信息收集、处理及反馈机制,正确引导舆论,最终促进网络反腐的有效、有序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公民文化与廉政文化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廉政文化建设以公民文化为内核,而公民文化则是廉政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公民文化强调是的公民的权利,关注的是对官员的约束;廉政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官员的自律,关注的是公民的评价;公民文化主张制度安排的路径,而廉政文化主张道德榜样作用。创新或置换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廉政文化,必须以公民文化为基石,以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为动力和抓手。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概念辨析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相关概念。其相同点都在于“执行”,即“做”或“行动”,但执行、行政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又是互不相同的概念,其区别不仅表现在其执行的内容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其执行的主体、客体和执行的方式不同。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执行”三者的统一。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高校反腐倡廉建设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促进高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自身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以人为本是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要构建体现高校特点的制度体系;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高校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基本要求,要建设着眼于形成长效机制的保障体系;统筹兼顾是高校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方法,要综合考虑反腐倡廉与教育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之间的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