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精准扶贫中政府角色转变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为实现减贫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致贫原因进行精准施策的扶贫新模式。政府兼任多重角色的主导模式须向引导协调者转变,向协同参与式转变,从加强顶层设计、严格考核机制、优化政策执行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等方向转变政府角色,积极引导和协调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转变政府角色和实践多元精准扶贫。     

垃圾分类创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程家桥三社区为例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上航新村、警备区第二干休所、程桥二村三个社区垃圾分类的创新模式可归类为机制引领型治理模式、军民融合多元共治型治理模式、楼骨干代表的"议事会引领"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些社区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可以了解社区各主体在垃圾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制约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瓶颈因素,探索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路径,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取得新突破。     

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强制分类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强制分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全面取消城市公共垃圾筒,生活垃圾处置付费并强制分类装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垃圾由具有资质的专业公司依法依规运输和处置。但是,根据现有经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难度很大:一是按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间非常紧迫,而我们当前缺乏足够的准备;二是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没有形成足够的舆论认知;四是没有足够的"严苛"法律规定作保障。为此,其实践推进必须以法治为基本保障,以政府为推进主体,以全民参与为必要手段,以城乡统筹为思维遵循,以因地制宜为方法指导。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

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转录文本和政府官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六个主范畴和一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意识—能力—保障”归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个体身份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其他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其中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对公众参与有效性起决定作用;公众参与有效性类型可划分为互动合作型、自主探索型、被动参与型和无参与状态等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较强,趋于互动合作模式。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公众深度参与;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     

推动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法治化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问题十分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状况并不乐观,在法律体系、系统配套、公众参与、政府监管等方面尚存在着突出问题,亟待运用法治的力量调整和解决,以确保管理部门、专业机构和普通民众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责任,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取得实效。     

社会资本对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H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一些城市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背景下,不同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一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作为认识社区公共产品提供和集体行动形成的重要视角,与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基于上海市H街道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发现:以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较好地解释存在差异性的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在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力提升居民参与的意愿,推动居民的参与行为,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绩效.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居民动力与人群差异--基于广州市的调查研究

生活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的热点问题,虽然全国各地推广了多种多样的政策,然而实施效果参差不齐。居民行为的动机与效果是促成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关键,需要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动机理论为基础,从个体行动者视角出发,探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动力来源。通过构建动力分析框架,提炼社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动力以及人群间的动力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社区不同类型居民的行为动力,通过加强外部刺激并促进外部诱因向行为驱力转化,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动力,解决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难题,从根本上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效果。     

上海生活垃圾全域分类及资源化体系建设调研报告

正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自2000年起,上海开始推进新一轮的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并连续7年将此项工作列为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加以推进。上海将垃圾分类减量作为重点工作     

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设施管理型治理模式和社区治理型治理模式是现行典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政府强制型模式治理主体单一,偏重政府强制机制的运用,对必要型邻避设施设址有积极意义,但容易激化矛盾,治理绩效不彰。市场主导型模式治理主体多元化,发挥多元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有良好治理效用,但面临诸多现实和伦理困境。设施管理型模式鼓励以企业为中心的多元参与,注重设施形象管理,治理成效显著。社区治理型模式以社区治理为中心,引入多元参与,积极发挥以社区治理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机制的作用,倡导间接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不同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既存在较大差异,亦呈现趋同趋势。优化国内邻比冲突治理,需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挥多元主体和多元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反贫困:制度创新与法律保障

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问题,国家初步建立了涵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城市反贫困制度法律体系。但是这一制度法律体系还不够系统完善,还存在城市反贫困主体单一、社会参与有限的问题,尚未建立系统完备、保障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法律体系。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贫困、制度贫困和法律贫困是致使产生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城市反贫困工作管理机制,解决反贫困制度建设滞后和立法不规范的问题,科学规划、统筹规范反贫困工作,形成以宪法为基本依据、以《反贫困法》为核心、以《社会保障法》等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反贫困法律体系,强化城市反贫困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升城市反贫困制度化、法治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模式转变的方向与策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已失去其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阶段的变化,尽快推进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变革。即实现城市化的推进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方式转变,城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由小城镇为重点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城市化的城乡关系模式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城市化的建设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     

建设廉洁城市的总体框架与基本思路

建设廉洁城市就是将预防腐败的基本要求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推动城市治理方式转型,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推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牢固树立科学权力观,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形成均衡的社会结构和创新权力制约模式,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基本任务。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设廉洁市场;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建立廉洁社会;理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扩大有序参与,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基本路径。加强顶层设计,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重要保证。     

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杭州的实践与再创新

与宏观改革及社会发展特点相一致,中国城市治理仍需偏强一些的政府主导,这是现实需求。但随着城市尤其是发达城市中第三部门、企业、居民等社会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这些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不仅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公私合作"和"参与式发展"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但由于市场发育尚不健全、政府转型滞后、公众参与性缺失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领域还很有限。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分担机制、探索民间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完善保障机制等措施,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在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治理主体的不同以及各个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分类的复杂性,相应的部门对垃圾的治理还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使得政府很难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向一体化和无缝隙的方向发展。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改善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