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商业腐败犯罪适用我国刑法若干问题研究——以上海“力拓案”为逻辑起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上海“力拓案”的出现对于现阶段我国惩治涉外商业腐败犯罪活动来讲不得不说是一个警示：涉外企业涉嫌商业腐败犯罪是否成立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应该予以注意；在罪名适用和选择上，司法机关不应该模棱两可，应该作出具有强劲警示力和富有时代责任的司法认定：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设置应该扩大，对于商业腐败犯罪行为尤其是涉外商业腐败犯罪中自然人犯罪主体应该增加“从业中止、禁止”的刑法规制；在具体惩治这类犯罪的司法执法方面．应该采用“从上而下、统一协调”的新方式。     

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犯罪主体探析

执行腐败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司法腐败现象之一．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严肃惩治执行领域的腐败犯罪，再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议和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的热点话题。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执行人员利用职权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搞权钱交易等腐败案件看，     

关于余振东案审理的理性思考

中国法院对余振东案件的审理在刑事管辖权上受到的限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主权被侵犯,但本案的威慑效果并非来自中国法院的审理,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刑事管辖权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特定的刑事司法合作形式。为保证对腐败犯罪的有效打击,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以获得对腐败犯罪的彻底审判。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诱惑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刑诉制度改革：比较与借鉴

一、从“恢复性司法”看刑诉制度改革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也称“复合司法”，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如今流行于欧美数十个国家。它是一种通过在犯罪方与被害方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以犯罪方主动承担责任化解双方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方面的参与来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替代性司法活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腐败现象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人员。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权钱交易由“直接”变为“间接”、由“显性”变为“隐性”。这些隐性权势的影响力和寻租空间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突出特点，在司法实践中给司法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我国应对跨国腐败犯罪的问题与对策

<正>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腐败犯罪也出现了跨国化的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跨国化不仅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为我国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对我国而言,研究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根本举措,也是构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尽管我国与许多国家签署了有关引渡、刑事司法     

论康熙的刑事司法思想

作为拥有最高司法权的统治者，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康熙不仅亲自参与重大案件的裁决，而且对司法官员们开展司法活动也有较高要求。在其丰富的刑事司法活动实践中，他一方面坚持慎用死刑和疑罪从轻，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惩豪强犯罪，他还反对过多的使用刑讯，以避免造成冤案。康熙的这些思想及其丰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司法的腐败，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具有积极作用。     

恢复性司法之社区探析

恢复性司法作为“年轻的舶来品”给中国的刑事司法学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它前所未有地将社区因素纳入犯罪问题的处理，为犯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人性、更民主的解决路径，同时也使得社区从中受益。     

论规范司法行为——以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为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中，“规范司法行为”对于预防和遏制司法领域的腐败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是规范司法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     

试述立功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

一、立功行为的主体。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其规定具体的含义，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造成“犯罪分子”的范围相当不确定。使立功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同的司法机关认定的范围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造成了立法的宗旨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性，从而使各个司法机关在对相同的案件的处理上做出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基于立法的宗旨和在司法中的实践，本人认为，立功的主体应该被界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     

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并有效发挥作用之前 ,巴勒莫公约将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公约之一 ,也是目前我国打击腐败犯罪 ,阻截“三外潮”所能利用的最有力国际法资源     

对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解读

《刑法》第13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但是，对于该条“但书”的内容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书的规定，涉及到刑法所有罪名，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价值。本文试就但书具体适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新刑法对“不装腰包的腐败”亮起红灯

相对于贪污受贿犯罪而言,“玩忽职守”这种曾被传媒及广大人民群众称之为“不装腰包的腐败行为”,在1979年刑法典及司法机关依据该法典而从事的司法活动中,因其“不装腰包”这一特征而常常被网开一面,未能与贪污受贿犯罪一样受到严厉的刑事惩罚。鉴于立法及司法的疏忽及这种疏忽所造成的示范效应,玩忽职守这种极常见的腐败行为竟得到社会异乎寻常的宽容     

末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研究

随着国际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恢复性司法被认为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复原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在西方国家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西方国家出于既保护少年，又保护社会利益的目的，在少年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始推行恢复性司法，减少对犯罪少年使用传统的监禁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研究，对未成年人犯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相关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312条做了较大修改，这一修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犯罪对象从“犯罪所得的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二是将犯罪方法增加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三是提高了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改对于更好地打击赃物犯罪（因实务中惯称，本文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简称为赃物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理解与适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如下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浅析若干典型共同受贿的司法认定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难题。受贿罪作为腐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受贿罪虽然是一种传统犯罪,与此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历久弥新。然而迄今,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受贿罪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特别是共同受贿问题,这给司法实践微添了几许苦闷与彷徨。笔者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从刑法学界对共同受贿的若干典型类型入手,结合个人对共同受贿的理解,对共同受贿问题予以剖析,望对司法实务中正确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恢复性司法应当缓行

邹积超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恢复性司法是当前法学界和司法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透过恢复性司法的美丽光环，我们应当看到恢复性司法在理念上、功能上，甚至构成要素上都相当不成熟。恢复性司法在构成要件和实践效果上存在五大疑问：1．恢复性司法是否双方自愿的选择；2．其中产生的腐败如何遏制；3．能否真正节约成本：4．能否有效预防犯罪：5．能否成为一种普遍的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