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带来的生育权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自然生育到人工生育再到克隆人,生育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各国关于克隆人的立法情况及克隆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就克隆人的家庭问题以及克隆人受歧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辅助生殖技术对生育权的冲击及立法调整

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是医学上的一场革命,它同样冲击着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所有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样,辅助生殖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个人更好地行使生育权,但如果被滥用,就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或社会利益。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规范、调控这些新兴技术,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单独二胎”政策的生育权合宪性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次把"单独"可生二胎写入《决定》,是民意直达决策层引起关注的结果。根据《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单独二胎"恰恰落实了这一宪法精神。     

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

许多人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的内容表明,男方生育权受到侵害,法律不再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但是,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起点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夫妻之间与生育有关的利益矛盾实际上是配偶生育权内部两个生育意思表示的直接对抗,上述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生育权基本的主体结构。夫妻共同的生育行为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育权,而配偶之间以共同共有的关系享有并支配该权利。     

从吉林省"独身女性可生育子女"谈对公民生育权的法律保护

对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关于首次允许“独身女性可依法 人工受孕生育子女”这一规定所引起的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该规定实施可能引发的社会 伦理道德和法律等后果的强烈争议,试从法律角度进行多方的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认为独身女性 这一少数群体的生育权应受到人文关怀和法律保护,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立法建议和应对措施。     

论生育权、胎儿生命权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冲突——从“陕西安康对妇女强制引产事件”分析

2012年6月2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产妇冯建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在无家属陪同的情况下,被镇政府工作人员强行注射针剂进行强制引产。被引产的婴儿7个月大,已经近乎发育完全。该事件涉及到宪法中妇女生育权、胎儿生命权和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将从宪法的角度结合此事件分析三者之间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白领”月嫂

高薪并不是所有蓝领都可以获得，高薪蓝领往往拥有专门的职业技能，比如月嫂。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高薪月嫂现象，便是顺应时代而生。但在这种现象背后，却隐藏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跟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地铁进食该“疏”不该“堵”

诚然．地铁禁食可以借助法律的手段采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优化乘车环境．但是当在地铁中进食已成为许多的人的生活必需、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行为时．采用“堵”的办法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地铁禁食．是考虑欠妥的举措。笔者认为应从更多的方面来制定、完善应对策略．从道德层面加以疏导、规范乘客的行为，倡导文明乘车。     

我国多省市“限制妇女堕胎”规定的合宪性探究——兼议生育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地方十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限制妊娠14周以上的妇女堕胎,力求缓解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立法涉及的妇女堕胎行为,性质上属于生育权范畴,通过宪法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落入《宪法》第37条之人身自由条款进行保护。从宪法角度看,这些地方立法形式上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实质上不符合比例原则,并涉嫌违反宪法平等权及婚姻家庭制度受保障条款,理应废止。地方立法的荒诞源于这样一种立法逻辑:在宪法计划生育义务指引下,妇女生育的义务性高于权利性从而使生育沦为立法工具,忽视了人的生育是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实质上,计划生育义务条款是将义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宪法的人权保障取向并不矛盾,宪法既要实现计划生育义务,也要保障公民生育权。     

“风险代理”该怎么走

过去,把律师收费作为一种"规费",由政府定价,不考虑市场因素.我国律师改革从1993年开始,改革以后,这种收费方式与实际情况就相差太远了.1997年,国家计委、司法部下发通知,废止1991年颁布的"律师收费规定",但新标准没有一并出台.2000年,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很难,所以要求暂由各地自行制定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     

“弱势心理”何以蔓延？

据人民日报报道，“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是的，我属于。”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大学教授也是弱势群体”，“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在各种论坛里，有关弱势群体的帖子常常应者云集。     

阻止黑道的“红顶化”

2009年，最轰动的新闻莫过于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行动；打黑行动中最轰动的，又莫过于一大批红顶官人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同时相当数量的黑老大又分别顶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顶帽子!与前台打打杀杀的黑社会小喽罗相比，这些黑社会的“白领”“红顶”们掌握着支配社会运转的最重要能量：权力、地位、金钱、人脉、暴力乃至通过慈善等活动占据道德高点，而在背后，     

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

许多人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的内容表明,男方生育权受到侵害,法律不再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但是,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起点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夫妻之间与生育有关的利益矛盾实际上是配偶生育权内部两个生育权意思表示     

“礼仪之邦”如何重建诚信

中国曾是“礼仪之邦”,这大抵不错。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核心思想是“礼”。至于“仪”,看过古装戏,肯定印象深刻,且多半会想到“繁琐”;即便普通的进门,也是大有讲究的。或许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还没有结束,而今中国陷入诚信危机,假冒伪劣似乎永远打不完,坑蒙拐骗时不时见诸报端,贪污腐化更是忙坏了纪监部门。就是在以追求真理为职业的学术界,丑闻也一波接一波,抄袭,剽窃,造假,白面书生成黑脸盗贼了。是什么使一个礼仪之邦陷入诚信危机呢?市场经济使然,个人主义使然,儒家文化使然,社会转型使然,抑或别的什么原因呢?     

该用人单位“末位淘汰”女工的行为无效

我与一家用人单位于2007年2月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今年元月，该单位下发文件实施“末位淘汰制”，主要内容是每月对员工进行考核，对连续两个月处在最末位的3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由于我的综合考评结果，在1月、2月均处在倒数第3名，近日，该单位在职工大会上宣布我被末位淘汰，并通知终止与我之间的劳动合同，请问，该单位的末位淘汰行为合法有效吗？     

“试管婴儿”手术失败之后……

樊女士花两万多元在一家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手术，但手术没成功。而后她得知，那家医院根本没有做“试管婴儿”手术的资格。在向医院要求退还医疗费未果的情况下，樊女士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这是全国第一起因“试管婴儿”手术失败引发的官司。     

该如何考核干部的品行

新年伊始，某县提出了一条“治县新政”，即要用孝道来考核干部。“新政”规定，辖属科局官员如果要作为预提后备干部，必须持有其父母或公婆的“德孝意见证明书”，无德不孝者一律不允许提拔使用。为何实施此新政，他们阐述得很清楚：“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能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任呢？对不孝顺父母的干部不能作后备干部考虑。”     

对劳务派遣中“三性”及“同工同酬”的几点思考

我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于2013年7月份开始实施,这次的修改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劳务派遣制度。在此修正案中,对一直以来引人疑惑的“三性”含义进行界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对“三性”中辅助性、替代性的界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对“同工同酬”的规定也不能排除实际操作存在的缺陷。针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完善,其次是要具体落实连带责任制度,最后还要有良好的监管体制。只有这样劳务派遣制度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施行,劳务派遣员工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古代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古代也有庸医，既然有“庸医”，“医闹”也就在所难免，但闹得太凶的并不多。尽管少见，但不等于没有，有了医疗事故，除了“私了”解决外，历朝官方是什么态度呢？     

“基层代表”该如何界定——“基层人大代表”可按两种方式界定

为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构成，逐步克服“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偏多，基层一线代表偏少的现象，去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正依法增加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今年，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将陆续拉开帷幕，新选举法将首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