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的启蒙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人的一般生存困境出发,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揭示了从前一直被视为自由和解放意识的理性和启蒙,原来不是一种自由和解放意识,相反倒是一种极权主义。因为它并未建立起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反倒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无限的统治权。人类只能以痛苦为代价来认识事物的真相,只能把自己置于坚定的社会批判的位置上,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向人类和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道路,实现真正合理的社会。     

不要强加给恩格斯“一个武断的错误”

《求索》1982年第三期刊登的《对〈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批判的质疑》一文(下称《质疑》),把杜林在《哲学教程》一书中的某些言论说成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杜林的优生学理论”,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有关批判指责为“没有认真地对它作出辩证分析或完全理解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以至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武断的错误。”该文作者还表示:恩格斯后来也“没有捉到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自己对杜林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批判需要作出修改,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有点遗憾。”     

论《启蒙辩证法》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启示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代表作,它在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启蒙精神实际上是传统的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同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结合,从而产生的工具理性主义或技术理性主义,这种工具理性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的主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我们可以从《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中得到启示,为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提供借鉴。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     

《伤逝》——虚空的自由

《伤逝》是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深刻的理解与批判。当时的中国启蒙界理解的自由是无历史、无世界的单子主体的虚无———自由意志。在通达单子化的启蒙道路上,爱情是重要的摧毁传统礼俗世界的动力,但也是将被抛弃的中介环节。现代中国启蒙是观念性的启蒙,并非使人独立健全地运用理性,反倒使得生活意义枯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即是其典型。这种启蒙的本质是虚无主义,最终将人投入虚空,成为"世界"的"过客"。     

多元变奏:《新青年》的启蒙思想研究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新青年》作为宣传平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有力促进了中国思想启蒙、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的启蒙思想一直都认为是民主与科学,但实际上其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探讨青年文化、东西文明、反孔非儒、文学革命、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新青年》以思想启蒙为旨归,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辩论、批判,宣传启蒙思想及民主、科学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启蒙主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特征。     

主体性及其批判——兼论阿尔都塞哲学

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以获得人的现实解放,其关键在于抑制人的本能冲动,磨砺人的理性.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主体的本质.启蒙发轫于理性的自主运用,但理性主义的体系却扼杀了人的现实生命和未来希望,一切都成为必然.启蒙走向自身的背反,其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钵中之脑”的幻觉.阿尔都塞把主体性从幻觉中拯救出来,并扭转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被逻辑地往前推进为“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阿尔都塞通过揭示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批判性地考察了主体所身处的历史处境,这是对主体性的又一次启蒙.     

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时,学界较少重视这一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之间的思想谱系关系。从这一谱系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启蒙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现象的解码时揭示了其拜物教本质,从而彰显为一种"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一方面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在生产中消磨了文化的本真内涵及其应有功能,另一方面渗透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着同化功能,进一步在消费中扼杀了大众思维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从而在总体上遮蔽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秘密并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但是这一批判在方法上存在着趋于单一和非辩证的缺陷,需要我们辨明和反思。     

启蒙理性的丧失与拯救——重思《启蒙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启蒙与神话同构关系的揭示,阐明了启蒙自反的"悖论"及其造成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西方主体性哲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原则共同宰制的结果。从启蒙变奏的这一逻辑出发,现实的主体是启蒙得以拯救的存在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为拯救启蒙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     

近代欧洲“启蒙世界观”及其辩证法

启蒙世界观的核心是主体形而上学,人成为主体,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人为自然、道德、历史等立法),但受制于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逻辑,启蒙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反启蒙的哲学样式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启蒙,而实际上却在对启蒙的批判中延续了启蒙精神,因为启蒙是一个无限的历史性的治疗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谦逊、清明的理性,坚持形而上学的超越维度,在不断批判旧世界的进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     

启蒙与艺术双重诉求的《朝花》期刊

鲁迅、柔石编辑的《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一份值得研究的文学期刊。刊物只办了不到一年,并没有发起和承担过文学论争,也没有形成过＂轰动效应＂,但《朝花》贡献给社会的启蒙思考和艺术诉求,却是一笔我们不应忽视的精神财富。     

风格的嬗变与新理性启蒙

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报告文学更好地继承了古代以《史记》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更好地把握了歌颂与批判的“度”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从而表现出内在的均衡与中和之美,同时也表现了它的日益成熟与大度。总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叙事风格、话语模式与理性启蒙等方面均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     

新启蒙话语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政治哲学解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青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文章的开篇之作,也是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以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其中很多深刻的政治哲学论述可谓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新启蒙话语。重读马克思在这篇哲学文本中所作的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与政治的批判,重释马克思阐述的人的问题、人的高度的革命与人的解放,解读文中解放者、新的特殊等级与高卢雄鸡的高鸣的哲学寓意,对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实质及其当代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论马克思的实践范畴

狭义实践观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人的其他活动都不能纳入实践界域,它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存在着误解和误读,只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劳动批判,而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劳动的充分肯定;把《提纲》中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等值于物质生产活动;用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概念代替哲学中的实践概念;错误地理解了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的一些观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广义的,实践就是人的各种生活活动的最一般的抽象,是指主体人使用一定的＂劳动资料＂,把一定的＂原材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劳动过程。     

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第一次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启蒙；而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真正开始于1902-1903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饮冰室诗话》把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推向高潮。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已经超越了启蒙影响下的政治意识觉醒进入了深层文化意识觉醒。1907年后鲁迅的启蒙侧重于社会改造，侧重于人的觉醒。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诠释的启蒙意义填补了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和第二次启蒙文学思潮之间的空缺。     

论近代中国启蒙的传统思想资源

面对任重道远的启蒙之路,我们需要从传统中去寻找启蒙的文化资源。明末清初的新异思想以批判宋明理学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民主意识;李贽的思想反对礼教束缚,充满了对平等、自由和对个性的尊重;戴震系统揭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本质。明末清初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自我批判”思想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古代封建文化的范畴,是近代启蒙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     

哈贝马斯大众文化批判的多重维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常常被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遮蔽了光辉。早期哈贝马斯曾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从经济、政治、技术理性等多个角度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文化贫困现象。梳理哈贝马斯的这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助于获得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认识，从而进一步丰富我国大众文化建设及批判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研究及其现代意义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主体热”现象。“主体热”现象涉及到对主体和主体性这两个范畴的理解。在讨论中,有的论者往往把主体和主体性混淆起来。有的在论述主体时说的是主体性,有的在阐述主体性时却谈的是主体。有的把主体简单等于人,把主体性简单的解释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这二者是有联系的,但首先二者是有区别的。由于没有把二者解析开来,因此,不能对它们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以及为什么会在我国现在形成“主体热”的内在原因作出很好的说明。关于主体理论笔者曾发表过文章(见《马克思主客体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建构》,《哲     

犬儒的生存状态与启蒙理性的再思考

当犬儒式的生存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状态的时候,就迫切需要重提启蒙,让启蒙的智慧与勇气帮助人们从自私、犬儒、蒙昧的状态中警醒过来,重建健康的个人、民族的理性。考察康德关于启蒙理性的思考,主要是从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两个向度讨论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每个人都应该要求自己不要让唯利是图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自身,尽可能正常、健康、道德地使用我们的理性。其次是制度启蒙,其要点是法与公民的相互启蒙:法给公民以健康运用理性的基础、框架、保障和必要的限定,而公民对法的相信、依靠、服从,以及必要的怀疑,使法得以落实为实在、有效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