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资诈骗罪的废除

集资诈骗罪在适用中存在严重的客观化归罪和重刑化、人治化倾向,从社会经济政策、定罪的模糊性以及刑罚的公正和功利来看,废除集资诈骗罪这一罪名及其死刑是明智的选择。集资诈骗的本来属性应是诈骗而不是非法集资,将集资诈骗行为适用普通诈骗罪易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也有利于规制集资诈骗行为。     

集资诈骗罪的行为结构及其罪数形态

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属于复合行为,但不属于结合犯.集资诈骗罪与其手段行为所触犯的其他诈骗罪名之间的罪数形态属于法条竞合;集资诈骗罪与其目的行为所触犯的其他非法集资罪名之间的罪数形态,属于想象竞合犯.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间具有目的与手段的牵连关系,且其他相关犯罪已经超出了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范围,属于完全独立的犯罪行为,从而构成牵连犯.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和数额达到较大是构成该罪的必备条件 ;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准确区分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集资诈骗罪与集资借贷纠纷、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的法律思考

集资诈骗犯罪不仅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危害国家和国民的财产权益,也是加剧、触发潜在金融风险的诱因,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酿成金融风潮,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吴英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浙江省司法机关对集资诈骗罪犯罪构成的社会公众的认定、诈骗故意的认定、非法占有的认定、立功表现的认定等方面有较多异于我们通常认识之处,应予反思。     

集资诈骗的新特点——以4·18专案为例

目前集资诈骗犯罪大多以投资收藏黄金、保健品等为隐蔽性方式,选择老人及离退休人员为犯罪对象。这类犯罪团伙组织结构严密、稳定,分工细化,具有很强的犯罪能力。其利用媒体、大型会议等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隐蔽性和欺诈性更强。识破此类手段的关键是是否有实际的买卖行为,是否不论盈亏都有定期、定率的返利行为。     

刑法规范合理性视角中的集资诈骗罪

我国刑法之集资诈骗罪存在的立法缺陷,易导致司法适用之错误。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应祛除立法罪状表述的缺陷,准确反映立法主旨。以法律解释之合理性为基础,对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罪质要件以及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利于实现刑事立法之完善和司法认定标准之更新。     

浅析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使用诈骗方法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应达到足以使一般人产生错觉的程度,对募集行为或企业远景进行夸张性描述,没有超过公众的容忍度,一般不宜认定为诈骗行为。单纯由于投资失误或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严重的资不抵债,致使大量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也不宜认定为占有集资款的故意。     

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的法律完善

尽管我国刑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罪名对非法集资类犯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社会公众""犯罪数额"等要件的认定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困惑.考察非法集资案件的现状,剖析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认定依据、确定"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统一"社会公众"的认定范围、明晰民间融资的行为边界、强化司法认定的证据支撑等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专吃“窝边草”,她骗了6700余万

“我不知道借那么多钱是犯法的,从来没想过要去诈骗他们。”刚满50岁的卢音一直试图混淆“借”和“骗”的概念,把自己“洗白”。短短四五年间,她虚构投资项目,骗取他人6700万元。为了获取不义之财,卢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舅舅、邻居、同事、丈夫的战友、儿子的老师等,一个都不放过。2020年9月,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判处卢音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0万元。     

3.5亿元诈骗案始末

2006年2月28日，传统的春节气氛刚刚散去，一起集资诈骗案却震惊了整个辽西乃至全国。就在这天下午，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整个审判庭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当法官将法槌重重落下之时，惊天的獭兔集资诈骗3．5亿元案，一审定音。被告人赵振海、赵振水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揭开超级骗局的谜底

2006年2月28日,传统的春节气氛刚刚散去,一起集资诈骗案震惊了整个辽西。这天下午,辽宁省朝阳市中级法院第二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法官将法槌重重落下,惊天的3．5亿元獭兔集资诈骗案,一审定音。被告人赵振海、赵振水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信用卡诈骗罪是以信用卡作为犯罪工具的诈骗犯罪。以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现象在交易方式复杂的当今社会日益突出。本文从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入手 ,对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理论与实践对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     

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价值取向及其误区

合同诈骗罪,由于立法将其归类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成为刑法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也使司法界陷入对此罪进行认定和量刑的困惑之中。目前,在犯罪主观方面、犯罪数额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等方面,无论是刑法理论研究还是司法认定在认识上都陷入种种误区。实质上,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个特殊类型,既然诈骗罪的本质是侵犯财产所有权,那么,合同诈骗罪的本质也是侵犯财产所有权。因此,将其重新归于第六章——侵犯财产罪,才是科学的立法价值观的体现。     

“集资诈骗罪”死刑应早日废除

现行金融体制与制度的缺失使得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非常不妥。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本质上看，也体现了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     

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王某某经营二手房，后无法维持，遂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名，以高息吸揽公众存款的方法筹集资金，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并动员公司其他员工为其吸揽存款。李某某是王某某的雇员，为了给家人、朋友赚取高额利息，遂将自己及家人的积蓄全部给了王某某，并动员自己的同学、朋友在王某某处存钱。王某某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挥霍，无法偿还存款人的钱财，后经存款人举报案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某某、李某某涉嫌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如何定性

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如何定性是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审判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其焦点集中在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这三个罪名上。拟从一个疑难案例入手,探讨利用信用卡实施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诈骗罪中“欺骗”的规范理解

站在将规范与法益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立场,可以将冯军教授所倡导的对刑法的规范理解补充性地解答为站在法益权衡这一刑法规范的目的上来理解刑法,即刑法规范通过对法益的权衡比较来达到保护法益或更好更有效率地保护法益的目的。以此为出发点,诈骗罪中欺骗的规范化的含义应被理解为:如果是二者间的欺骗,指将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应划归国家管理的欺骗;如果是三者之间的欺骗,指在将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应划归国家管理的前提下,被骗者承担识别行为人是一个对自己提起财产处分的实质合法主体的义务不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失去平衡的情形下的欺骗行为。因此,对于使用他人真实有效的随时可支取存单或信用卡在银行支取款项的行为,如果银行履行了形式审核的义务且并无过错则不宜认定为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     

金融诈骗罪的罪数形态探析

古加锦在《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既存在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的情形，也存在属于想象竞合犯的情形。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     

也论诉讼欺诈的定性

对诉讼欺诈行为有一个准确定性必须对我国传统的诈骗罪进行重新审视。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作广义的解释,使其包含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诈骗罪中的诈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个人,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被骗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必须具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处分权。在判断财产处分的意思时应该以被骗人的意思为标准而不是被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