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城市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载入宪法。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法治城市的理论基础:作为城市精神的法治与作为治理方式的法治(一)城市精神的法治内涵从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看,决定一个城市的地位或者说品位的最重要指标是它可以为聚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民权利义务上演的平台以及城市人口精神与心理舒展的理性空间。支撑这个平台和空间的是制度、是法律、是围绕法的精神展开的具体而生动的市井生活。因此,法治———是跨越…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与法治城市建设研究

法治城市的基本特征是有序化、公信度、民主性和自由度。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我国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相对落后,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建设法治城市。     

建设法治城市 量化衡量指标——在中国·昆明“法治城市·制度创新”论坛上的讲演

法治城市建设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在全国开展已十余年了，但如何科学衡量法治城市建设的程度与水平，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昆明市法治城市建设采用指标体系的办法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认真实践和推广。     

大力推进法治城市建设

推进法治城市建设，需要加深对法治城市建设的一般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科学发展的要求贯彻到法治城市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必须确立工作的鲜明导向、现实任务、内在要求和载体平台，把握好法治城市建设的工作规律，推动法治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永葆活力。     

新形势下法治文化建设方向探析——以南京市法治文化建设为例

正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对法治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在"四五"普法期间,就提出了以法治文化为引领,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思路。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南京市走出一条高起点、有特色、重实效的法治文化建设新路。然而,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如何进一步加强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破解法治文化建设难题,明确法治文化建设方向,日益成为一个亟需研究和探析的课题。     

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提升市民法律素质

随着法治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推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决定,本文认为目前形势下应将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由强化国家机关的引领示范作用转到提升市民法律素质上来.因为:以提升市民法律素质作为法治城市建设的着力点,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模式新特点的客观要求,是由目前市民的法律素质状况决定的,提升市民法律素质还是促进法治城市建设其他要素更好实现的有效手段.     

“国际文化大都市”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文化体现一个城市的"软实力",决定一个城市的创造活力。2012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对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出"法治完善"的目标,法治理念在文化建设布局中的地位得到充分彰显。作为上海的"西大门",面对"国际文化大都市①"建设的新机遇,长宁区如何凝聚法治文化的力量,为城区创新驱动提供动力?如何构建法治文化的支撑,为发展转型夯实基础?如何谋划法治文化的蓝图,为社会管理提供牢固保障?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作初步探讨。一、法治文化建设的背景"十二五"时期,面对国内、上海和区域发展的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法治历程、作用和发展趋势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互为前提,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交相辉映的两道主线。在30年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要搞什么样的法治、如何搞法治这三个重大课题,明确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目标和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和保障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旗帜,将法治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奋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王立峰：强化法治社会建设势在必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势在必然。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不切实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越考械名的人口涌入城市。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陕西律师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律师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律师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助推器”。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