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分国有资产罪司法运作中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量刑司法实践中存在变更起诉罪名率较高、违法所得处理不统一、缓刑适用率偏高等三大问题。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才能规范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

现实生活中国有资产的存在状态呈现多样性，导致在国有资产属性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也给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带来歧义。正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明确国有资产的范围，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正确认定具有重大意义。     

私分国有资产罪司法实务若干问题研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修改颁布以后设立的新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产生了一些理论和司法适用上的问题。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犯罪对象必须是国有资产,非国有资产包括集体资产和个人资产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罪与非罪的界定,要看私分单位对所分资金是否具有可支配性及发放手段是否具有一定的非法性。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现行《刑法》第396条规定的罪名。该罪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其流失。探讨该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是否单位犯罪等问题,便于解决该罪的司法适用以及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     

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之界定标准问题新探

自从私分国有资产罪设立以来，如何区分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和共同贪污行为就成为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面前的一道棘手的难题。在众多的区分标准中，以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受益主体多寡作为区分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和共同贪污行为的标准成为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并在司法实务工作中被普遍接受。然而，以私分行为之受益主体多寡作为区分标准从逻辑和法理上均不可行，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实行新的区分标准。     

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构成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现象,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设了私分国有资产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还未完善,给私分国有资产案件查处带来了一些困难,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明晰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的思路,提高办案质量。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认定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作为单位犯罪 ,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在实践认定中经常引发一些争论。比如 ,混合制公司、单位的内设机构、部门等能否构成该罪的主体就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进行深入分析 ,将有助于该罪在立法与司法上的统一与完善。     

私分国有资产罪若干问题新解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通过重新探讨本罪罪名、性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以及客观行为特征等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以求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罪名。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修订刑法新增加的罪名。相关的司法解释少,司法机关立办的此类案件少。在司法实务中,遇到了对国有资产的界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主体的明晰化等具体问题,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笔者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对办理此类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具体建议。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实践样态与规范内涵——基于对近十年相关司法判决的实证分析

司法实践中,在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入罪上,有将组织3人以上作为入罪标准之趋势;在量刑时对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未予以重视;对赃物处理有侵犯被害人基本权利之嫌。事实上,该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包括人格尊严和荣誉等身心健康权,也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由此,今后的司法实践在入罪上不应再有组织人数之限;在量刑上应考虑组织乞讨的持续时间、违法所得数额;对于强迫乞讨所得,应退还给相应被害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探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由于本罪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刑法的规定也不很清晰,所以,与本罪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争议。比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又以此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否可以适用死刑等。对此,只有在综合分析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合同诈骗罪疑难问题研析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热点和难点.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合同诈骗罪中担保刑事责任之厘清等疑难问题作深入探讨,有助于实践中准确对此罪的把握和认定.     

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兼论受贿罪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区别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以特殊主体为重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历来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根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自 1979年以来有几次变化 :一是要严格限制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二是应当依法确定受贿罪犯罪的区别及受贿与贪污罪的区别     

防卫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应如何把握——兼论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其实,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在防卫行为中亦可并存有伤害的意思。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向食品生产商销售非食品原料行为的定性及证据认定问题

维护食品安全是刑法的重要职责,相关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的出台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适用涉食品安全罪名。结合典型案例研究分析,认为对犯罪分子生产、销售工业用牛羊油,并提供给相关食品企业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