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

人格权内含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对人格上财产利益的保护是人性自主的必然结果,且不论人之生死,人格上之财产利益皆应受保护。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应采用德国法上一元论的人格权保护模式,而死者人格上财产利益保护则应参照美国法上的公开权模式。利用死者生前之人格特征获利的权利乃一种无形财产权,归属于死者之继承人。继承人行使此项权利需按照死者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权利行使期限宜为50年。     

试论人格权的经济利益与保护

传统人格权制度强调的是其中精神利益的保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事主体的人格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对此，法律应予以确认，允许权利人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和维护其人格权利。应该承认具有经济利益的人格权的可转让性和继承性，以充分体现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人格权经济利益的保护方面应强调财产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为权利人提供更全而、公平的保障。     

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的法哲学解读

人格权内涵的核心要素是“人格”。人格的意义经历了自“身份人格”到“抽象人格”再到“具体人格”的三部曲式的主题演进。这种演进并非革命式的突变，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逐渐交融从而使得人格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出发，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具有伦理与利益二元属性。相应地立基于这种二元人格之上的人格权在内涵上亦有内外两个层面。人格权的内涵在本质上乃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而在形式上表现为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应特别注意确保人格权内外两个层面的平衡。     

论《民法典》框架下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

《民法典》通过不同的条款确立了姓名与特定名称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规则,对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设定了“知名度”和“公众混淆”要件,但对于姓名财产利益的保护却没有这样的前提,这不但未充分吸收已有司法实践经验,也未充分吸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已有规定。经过登记的姓名与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当然对应关系,知名度是认定一个姓名在公众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关键考察因素,知名度的高低体现了姓名商业价值的高低,是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损害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后果不仅限于导致公众混淆,同时还包括攀附或者利用名人的声誉等情形。立法应该为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统一的规则,在现有规则的解释上则应该尽量缩小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保护前提上的差异。     

人格权客体理论的反思——驳“人格利益说”

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这种观点混淆了人格权的客体与人格权的本质之间的区别,混淆了人格权的客体与人格权的行使及其保护目的之间的界限。人格利益说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的原因,但今天这种原因并不存在。将人格权的客体界定为人格要素,并将人格权的本质及其保护目的界定为精神利益,能够克服人格利益说的不足,避免人格利益之提法过于抽象、含混的缺陷。     

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

一、人格与人格权的逻辑联系:有"法律人格"之法人有无人格权传统人格权的概念、定义及制度设计,是以自然人为基点而展开的。在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以及当下人格权法酝酿之时,法人是否享有人格权,法人享有哪些人格利益,法人人格权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均是存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法人人格权问题的探讨,须从"法人格"着手,即是将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与作为精神利益的人格     

先用权的范围与专利法上的利益平衡

先用权制度为专利权效力对在先使用人的例外,是专利法对先申请人与先发明人的利益平衡。对于先用权的范围,我国仅规定为＂原有范围＂,而未有具体规定。本文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逐一判别每一种情形是否应有先用权存在,以期能明确先用权的范围。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现代公司股权分散的现实恰恰偏离了“股权至上”的逻辑,“股东至上”理论逐步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取代。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应运而生。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其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公司的利益可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这种制度的实质是确立公司机关为公司利益之正常代表之外,在特定条件下,公司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成为公司利益的代表,以矫正原有代表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公司整体利益或者公司公共利益的补充代表机制。     

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

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信息自由则是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重要保障。人格保护与信息自由背后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二者在实证中的对峙,也使制度设计者在利益取向上陷入困境。为平衡两种利益,立法者应采取大陆法系界定权利要素的方式,科学厘定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和边界;而裁判者面对立法的僵化,需要在个案中依据一般条款对个人信息权和信息自由之冲突进行利益判断与衡量,从而实现二者的平衡。     

公平竞争权与科斯定律的潜在前提——论公平竞争权的应然性及其本质属性

科斯与萨缪尔森关于交易双方对在交易费用为零且事先不确定利润在当事人间如何划分的前提下,使双方利润总量最大化的结果是否一定出现的问题曾进行一场论战,通过两种假设及推理,可以得出科斯定律成立且能普遍适用的条件———以公平竞争权起码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为潜在的前提。在对物权、债权、公平竞争权的本质作深入的分析后可得知,公平竞争权属于商事主体的人格权的范畴。结合社会现实,我国应从私法角度强化公平竞争权的保护。     

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

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的利益衡量理论揭示了法官运用法律进行判案的过程就是利益衡量的过程 ,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其缺点 ,最根本的是它没有科学的规则体系 ,容易导致恣意。利益存在层次结构 :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实践中应当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仔细地剖析和论证。     

政府利益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

本文从政府利益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对政府利益应成为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进行了论述。     

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为参照

虽然人格权立法在我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如何克服具体人格权规则因涵摄能力不足导致个体人格利益无法在法律上获得充分救济这一难题,在我国法律实践中仍存在较大问题。对此,德国最高法院通过法律续造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尽管因其所要调整处理的人格利益的多样性而存在内在紧张,然而由于它所赖以确立的基本价值以及相应外部规则的巧妙设计,使得这种内在的紧张得以消弭。而同样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我国侵权法中的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却因赖以确立的基本价值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外部适用规范的不完善,而使得补充具体人格权规则涵摄能力不足这种规则确立时所预设的目的无法得到实现。这也决定了该规则在嗣后立法中被舍弃的命运。     

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国家利益特殊性的否认与新时代的利益分类

法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利益和对利益的分析为核心的。本文通过对庞德利益三分法的现时考量与评述,论述了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的重新划分做了简要的探讨。     

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的法哲学解读

人格权内涵的核心要素是＂人格＂。人格的意义经历了自＂身份人格＂到＂抽象人格＂再到＂具体人格＂的三部曲式的主题演进。这种演进并非革命式的突变,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逐渐交融从而使得人格意义不断丰富的过程。